1931 年1 月7 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操控，捧抬了王明（陈绍禹），使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逐渐掌握了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权。不久后，王明赴苏联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年仅24 岁的博古（秦邦宪）被指定为总负责人。博古的思想相当部分受王明的影响。
1931 年9 月20 日，九一八事变后两天，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一份决议，决议的名字长长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在日本悍然侵略中国的时局下，生怕共产党在面对新情况时“迷失”革命方向，决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强调指出“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10 月中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明确，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11 月初，代表团主持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指责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为“狭隘”
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批评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
月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却被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无公可办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32 年初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一座破旧寺庙中养病。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并没忘记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病休中，他时刻关注着这个凶恶的敌人。当得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的消息，他抱病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13］对一个国家宣战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那是要举全国之力，与被宣战国血拼到底的行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即便首都南京被攻占、军民被屠杀30 万，也未曾对日宣战，直到毛泽东对日宣战9 年多之后，于1941 年12 月9 日才对日宣战。个中缘由后文叙述。
有评论认为，毛泽东思想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4］毛泽东对日宣战的基点是，九一八之后的日本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但博古对日军占领东北的解释是：“朝着进攻苏联而迈出的危险而具体的一步。”毛泽东发表的不同意见是“在全民国防的爱国努力中团结中国所有阶级”共同抗日。
那是在一次会议上，会场情绪热化了。最后有人当面斥责毛说：日本占领东北就是为了攻击俄国，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接下来是一片沉寂，毛站起身来，大步走开了。［15］1932 年6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直、鲁、豫、陕、满北方五省省委代表会议，简称“北方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负责人有张闻天、康生、李竹声，以及各省委负责人及代表。会议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北方各省武装起来保卫苏联，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政权。
中共满洲省委出席会议的代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成湘认真汇报了东北的情况，提出东北与关内情况不同，在日本已占领的东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不完全符合东北实际，应当有所区别。
应当承认，“北方会议”要求东北党组织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建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运动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但会议总体上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贯彻。
身处反日第一线、以罗登贤为代表的中共满洲省委认识到，现今东北与关内最大不同是，日本侵略者已成为使中国亡国灭族的头号敌人，东北人民包括一些地主阶级面对压迫，也会起来反抗日本，头号敌人的敌人，应当成为同盟军。
在这种情况下，再像关内那样实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仅会把同盟军推到头号敌人日本一方，还会使共产党多一个强劲敌人。
但是，北方会议否定了中共满洲省委的正确意见，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等3 个指导性文件，提出把“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鉴于中共满洲省委与临时中央方针政策的原则分歧，“北方会议”
结束后，临时中央派李实（又名魏维凡）到东北贯彻会议精神，并决定由华岗代替罗登贤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华岗到任前，由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1932 年7 月10 日至12 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关于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等文件，［16］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
北方会议确定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给东北刚刚兴起的抗日斗争带来了诸多影响，尤其是没收地主土地、游击队公开打出工农红军旗号等政策，使处于弱小阶段的抗日武装很快陷入了孤立境地。
罗登贤被调离东北后，被安排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他积极组织反帝大同盟，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1933年3 月，罗登贤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虽多方营救，包括宋庆龄等亲自出面，但鉴于其反帝爱国志士身份，国民党仍秘密将其杀害，牺牲时年仅28 岁。
罗登贤任中共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恰逢九一八事变之际需要共产党及时指明前进方向的关头。他以求实的态度，提出符合东北实际的正确方针政策，精心点燃和播撒武装抗日的星星之火与顽强种子。1934 年，中共中央将革命根据地信康县改名为登贤县，以兹纪念。
当革命航船遭遇风浪打击后，回到原本正确的轨道，这位民族英雄的思想价值才越发体现出来，这是我们让罗登贤在革命史册占有重要一页的主要原因。
1932 年10 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巡视员吴福海到巴彦工农反日义勇军，带来了省委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与指示。其主要内容：一是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将东北反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二是成立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第二政委，两人都是省委代表；三是执行土地革命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10 月的东北大地，山林落叶，天气渐凉。为冬季战斗做好准备，张甲洲、赵尚志联合“绿林好”所部，由巴彦向东挺进，攻打东兴设治局。
“兵者，诡道也。”
赵尚志历来重视计谋的运用。部队行至离东兴35 里处的邵家店时，他不动声色先缴了伪警察分驻所的枪械，而后以这个分驻所名义报告东兴设治局说，发现一支队义勇军正由此向南（东兴相反方向）移动。待麻痹了东兴之敌后，大队人马迅速向东兴奔去，一直杀到东兴城下，城内敌人才仓皇应战。不到半小时，陷入被动的守敌不得不从东门撤出，东兴城遂被占领。
占领东兴后的第三天，敌人纠集大队人马——包括以前与抗日武装相安无事的红枪会和一些地主大排，一齐对江北独立师发起攻击。赵尚志在十字街口临时工事内指挥反击时，突然被飞来的弹片击中，顿时左眼受伤，殷红的鲜血满面淋漓。双方僵持到傍晚，敌军逼近指挥部，独立师各部乘夜色相继撤出城外。
此战，江北独立师损失很严重。第二队队长夏尚志左腿中弹，士兵牺牲30 余人，枪械损失50 余支。赵尚志经月余治疗，左眼内部组织已损坏，终生丧失了视力。
赵尚志养伤期间，打着工农红军旗帜的江北独立师离开巴彦，西进呼兰，经青冈，进入安达县境活动。一路上，红军独立师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财产，分粮抗租，使原本一些正在分化、动摇的地主富农很快成了敌人。这种情况与部队现状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
原本部队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有的还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了部队的骨干。巴彦县委在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介绍了一批同志，是11 人。这些人的成分，雇农贫农很多，只有两个人是富农和地主的儿子。”
作为省委代表和第二政委的吴福海，在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精神时遇到的头一个难题是张甲洲，他家也是远近有名的地主家庭。张甲洲地主儿子的身份使一些接受“北方会议”精神的同志认为，其创建反日游击队时就“走向资产阶级和地主路线”，因而开会时要求“避免张甲洲的注意”，并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又因为赵尚志与张甲洲思想观点一致，便认为他“放弃党赋予的任务，给土匪（引者：联合作战）做忠实俘虏，从小赵（按，尚志）起都是忠实地执行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17］
由于“北方会议”精神及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的贯彻，仅仅一个来月，红军江北独立师便陷入孤立与分化状态：一是张甲洲被孤立，部队领导层之间矛盾裂痕加大；二是一些地主富农子弟纷纷脱离队伍，部队受到削弱；三是一系列“左”的口号，导致联合作战的“绿林好”等山林队，不再与独立师合作。
赵尚志在这个时候回到了部队。身处基层的赵尚志，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临时中央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问题，只是感到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不符合当地斗争的实际，认为省委不了解基层情况，因而采取了“决议归决议，行动归行动”的策略，拒不执行土地革命政策。
有队员用东西找地主换子弹，他予以批准；有人杀了富农家的猪，他让花钱买。对于反张甲洲斗争，他同吴福海产生很大分歧，时常争吵不休，一次竟被同为省委代表的吴福海殴打。中共满洲省委为此于1932 年11 月20 日给予吴福海警告处分。
眼见赵尚志顽固坚持违背党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与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的行为，受了处分又无力纠正赵尚志的吴福海两次回省委汇报，终于使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观点。省委决定，“撤销赵尚志过去省委所附托的省委代表任务。”［18］“北方会议”精神的贯彻，使红军江北独立师陷入困境。艰难中，又突发一桩意外事件：所属一部误缴两名鄂伦春族猎人两支步枪，因而遭到鄂伦春族猎人、伪自卫团、山林队联合攻袭，部队伤亡惨重，辗转返回巴彦时，仅剩五六十人的溃军陷入弹尽粮绝、士气低落的境地。为避免被敌军围歼，张甲洲、赵尚志研究决定，队伍化整为零，队员分散隐蔽，听令再集。实际上，红军江北独立师以解体、失败而告终。
1933 年春节前夕，赵尚志、吴福海找到中共满洲省委，向省委代理书记李实、组织部长何成湘、军委书记吉密汇报。省委已经开过几次会了，认定赵尚志犯有“右倾主义”错误，导致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要他承认错误，进行检查，并由何成湘与他耐心谈话，做思想工作。
本来赵尚志对省委撤销职务的处分就想不通，现在省委又把巴彦游击队失败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便产生了抵触情绪。他认为，省委执行的是“左”的路线，导致游击队失败，组织应负的主要责任，却要由他个人承担，因此不认错，也不做检查。
应当指出，有严明纪律的中共党组织，对于事业损失和工作失败绝不会轻纵，一定会吸取教训追究有关负责人；同时，党允许干部犯错误，但必须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中共满洲省委认为赵尚志犯有严重错误，且拒不认识并检讨错误，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分配他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职务；同时被处分的还有吴福海，被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分配到哈尔滨市道里区任区委书记。
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内心一度很苦闷。作为一个革命者，被组织剥夺政治生命，那种精神打击，不是亲身经历是感受不到的。这期间，赵尚志给在狱中结识的朋友写过一封信，信中附有一首小诗，其中几句是：
风打麦波千层浪，
雁送征人一段愁，
披靡无术，
被屏逐于千里之外。［19］
从这几行诗句里，可以看出赵尚志的心境，愁苦伤感之情跃然纸上。可喜可赞的是，赵尚志并没有失望与悲观，他没有服从省委分配的工会工作，并不是对降职不满意，而是想要到一个能够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致命打击的战场上去。
在离开哈尔滨前，赵尚志去向夏尚志道别。夏尚志发现，赵尚志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又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已完全走出愁戚，踌躇满志地要去干一件大事情。赵尚志诙谐地对夏尚志说了一个愿望，将来革命成功，能在“狗不理”饭店，吃一顿包子就行了。
最惨是张甲洲，赵尚志被开除党籍时，还留了一个余地：“如果×××（指赵尚志）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随时随地可以恢复党籍。”而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省委认为他已经不再是党员了，因而也未给他分配工作。
张甲洲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与胡乔木是同学。胡乔木说：“张甲洲同志是我在清华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诚，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20］应当指出，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因为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和所谓“地主路线”错误，对张甲洲采取弃置的态度是不应该，不公平的。但张甲洲与赵尚志一样，不论受到了何种不公正待遇与处置，共产主义信仰和抗日救国的意志始终坚定不移。
与赵尚志分手后，张甲洲去往位于松花江下游的富锦中学，化名张进思，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反日斗争。1937 年8 月，他在去往抗联独立师（后为第十一军）途中，不幸遇敌，中弹牺牲。东北抗联早期重要武装巴彦游击队创始人张甲洲，牺牲时年仅3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