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级别。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8]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妆、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荤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9]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修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10]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堕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11]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修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12]。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两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14]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15]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
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16]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
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变着说法的上贡，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
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
郑居中立即无话可说。[17]
此时，就连当初帮过蔡京大忙的、那位曾经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也不赞成毁约出兵。这位当年的起居郎，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跟在皇帝屁股后面做记录的书记官儿了，他现在的职位是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长官，已经属于国家重臣。他说得隐晦而又直截了当：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的大将之才，征伐四方，百战百胜，却唯独于燕云毫无建树，今日哪里可以轻举妄动！“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举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18]
他直截了当地反对出兵，曲折隐晦地否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用今天的语言明确引申出他话中的意思，就是：事儿是件好事儿，能不能做好，要看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做；在眼下这个时候，由现在这帮人去做，中国就完蛋了。
徽宗皇帝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对蔡京说：“别做这事儿。祖宗誓盟，违之不祥。”[19]
然而，天才艺术家宋徽宗的轻佻性格，不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那就不是轻佻，他也就不是宋徽宗了。在这种时刻，抗拒**，战胜自己的不正当欲望，清醒、理性、理智地判断形势，这对于轻佻是一种否定。只有真正的政治、军事天才才有可能做到。徽宗君臣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艺术天才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们的皇帝是艺术天才。他没有这种意志、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没有这种愿望进行这种否定。我们甚至从他即位之初的作为中，都能够看出，他所意气风发地作过的那些粲然可观的表示，都表达的是浪漫，而不是理性。他与理性无缘。他命中注定，上天生下他来，似乎就是要这位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轻佻，来主演这场悲喜大剧。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肯定是那种趁火打劫的小人心态发生了作用，促使到目前为止，徽宗君臣滑着舞步来治理国家的轻歌舞喜剧，无可逆转地滑向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从马植，现在叫赵良嗣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大辽帝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帝国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帝国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其情形，恰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
辽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时间最久的帝国之一，到目前为止，立国已经超过二百年。比灭掉它的大金帝国和与它对峙时间最久的北宋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假如我们可以把东、西汉与南、北宋，分别看成是两个不同朝代的话，那么，大辽帝国就是中国境内立国时间排在第四位的帝国，次于唐朝、明朝和清朝。
研究辽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种见解认为：辽帝国的衰败是从辽道宗统治中后期开始的。这位辽道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特别倾慕中原文化，祈求佛祖保佑他下辈子托生为中国人的天祐皇帝。
天祐皇帝的汉语名字叫耶律洪基，是一位很聪明的皇帝，而且精通汉民族诗文典籍。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肯定可以进入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前十位之列。登极之初，这位皇帝励精图治，而且相当有成效。不幸的是，在他的统治进入二十年的时候，开始江河日下。
或许是尊崇中原文化的缘故，他所犯的错误，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宠信奸佞的昏皇帝们非常相像，只是这些奸佞们在帮助他犯错误的过程中，加进去了不少新鲜的创意，遂使整个事件具有了相当独到的地方。
公元1075年，是天祐皇帝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太康元年。这一年，他亲手制造了辽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从此，注定了辽国步向衰亡的未来。
史书记载说，天祐皇帝的萧皇后容貌美艳无双，而且聪慧绝伦，工于诗词格律，擅长音乐，笃信佛教的一些辽国人感叹地认为，观世音也不过如此。于是，便别称她为萧观音。当时，辽国的一首歌谣里唱到：“玉饰头，金饰足，观音来做辽皇后。”美丽风雅的皇后深受臣民们爱戴。
可能和游牧民族的传统风俗有关，辽国历代皇帝都酷好打猎。有一次，萧观音跟随皇帝出去打猎，在伏虎林驻跸。当晚，举行盛大宴会，皇帝为了炫耀自己无比宠爱的皇后的才华，让她当场赋诗一首。皇后略一沉吟，随即朗声吟诵，诗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据说，皇帝激赏不已，大臣们则欢声雷动。平心而论，这首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是首好诗，颇有点出自赳赳武夫之口的打油诗味道。与这位皇后后来写的一些诗词比起来，相差很远。不过，同样平心而论，在脱口而出的情况下，能到这种程度，似乎也足以显示这位皇后的修为与气势了。
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是皇族中地位最尊崇的皇太叔耶律重元，他的萧氏妃子已过中年，渐入老境。此时，浓妆艳抹，风情万种，史称其“艳冶自衿”，大约是自我感觉极佳，喜欢卖弄风情吧。从现象上判断，这种表现可能是一种老之将至带来的心理调适失常。皇后颇不以为然，将这位王妃召到自己的座帐里，告诫她：身为皇家贵戚，不必如此。
王妃恼羞成怒，回来后，开始怂恿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夺取皇位。他的儿子爵封楚王，二十来岁便官拜南院枢密使，执掌军政重权。此时怦然心动，秘密联络了一批人，准备以父亲病重为名，骗皇帝前来探视，杀之，然后拥立父亲继皇帝位。应该说，他们策划得相当周密，然而在发动之时却全线崩溃。原因是，有一个重要参与者临阵倒戈、告密。
这位告密者名叫耶律乙辛，是一位牧民的儿子。据说，乙辛小时候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他父亲把他叫醒。他抱怨父亲说：梦见有人送给他吃月亮和太阳，月亮已经吃完，太阳刚刚吃了一半，结果，被弄醒了，真可惜，很是懊丧。史书上记载说：此人风仪俊美，外表和善而内藏机关。为了皇帝，他甚至让自己的弟弟离婚，然后把弟媳献给皇帝。这样的人，没有理由得不到皇帝的宠爱。加上此次告密平叛大功，他被很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不久加封赵王，进魏王。从此，位极人臣。
皇帝喜欢游猎，乙辛便为皇帝多方搜求宝弓良驹，并终于觅得一匹全身雪白、电闪追风的宝马。皇帝极为喜爱，赐名电飞，从此，终日驰骋射猎，快乐无比。
此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飞来不祥的阴云：
一方面，皇后年届中年，色相渐衰。加上喜欢时不时地劝谏皇帝，导致皇帝嫌她唠叨，对她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皇后所生的皇太子已经十六岁，被册封为燕赵国王，领南北枢密院事，成为乙辛的顶头上司。史书上认为，这位太子虽然年轻，却仁爱公正，用法严明，对乙辛多方裁抑。乙辛恐惧而且怨恨，开始设计除掉太子。
他是从皇后身上入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