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作家善于用动物比拟作品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生活的极端恶劣使人异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都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动物，或者说人沦落为动物，人物形象变形为动物的形象。“把人称为某种动物，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是最常见的滑稽的骂人形式。”[1]在东北独特的生活场域中，东北流亡作家使用最多的修辞方法是比喻，使用最多的喻体是动物，所有人的生存都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这样导致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变形。
东北流亡作家善于用动物描述人、比拟人。在萧红、萧军、罗烽的笔下，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在萧军的笔下，人们的眉毛像两条不蠕动的毛虫；人们像灰色的田鼠；人像青蛙一般饮着水。当李七嫂受伤时，嘴虽然张动，但是没有声音，活似一条失掉水的鱼。王三东家和他的老婆像两只刮掉毛绒的肥猪崽。队伍走起来，是一条固执的蛇，长长地拖着尾巴。老八像条夏天的狗样慵懒，伸着懒腰爬向田里去。宋七月像一只蜘蛛。汪大辫子完全是一只失了触须和甲壳的龙虾，一条失了母水的泥鳅。汪大辫子和妻子的聪明竞走起来，只是一只蹩脚的龟，老婆却是一只灵敏的兔子。警官是刁巧的狼。杨洛中狼似的露着长长的牙齿。井泉龙闪着光亮脱了毛的鹫鸟似的脑袋。女人们只是生孩子、喂孩子的猪、母狗。人糊涂得像酱缸里的蛆虫。在萧红的《生死场》中，“麻面婆是一只母熊，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2]。在萧红的笔下，人们像马一样喝水，脸孔和马脸一样长，人像微点的爬虫，像猫头鹰，像瘦鱼，像生病的猫。《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一章中写到女人的生产：“她开始不能坐稳，她把席子卷起来，在草地上爬行。”“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也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生不如死、令人窒息的生存境遇。
在骆宾基的笔下，作品人物可以像甲虫，像饥狼，像灯蛾，像蝼蛄，像笨熊，像疯狗，像蚯蚓，等等。在萧军的笔下，人像失了洞穴的耗子，在院子里到处慌乱地穿跑。罗烽反复用苍蝇描写商客。“所有高贵的宾客，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也来不及充分思索怎样表情，就像一窝苍蝇寻着一摊鼻涕似的，拥到长几的前面。”[3]“听了这话的宾客们，又像一窝苍蝇寻着一摊鼻涕似的把唐处长围上了。”[4]《混沌初开》中韩四婶的丈夫有着一双黄牛样的眼睛。人的脚指头像红虫子一样蠕动。俄国孩子的眼睛像山羊。袁家宝有一双猢狲的眼睛。在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中，双尾蝎简直就是一条蜈蚣虫。用动物描述人成为东北流亡作家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把人描写为动物产生了一种喜剧效果。我们笑动物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想起人。“只有那些具有类似人的否定性品质的动物，才适用于幽默的和讽刺的比拟。把人称为某种动物，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是最常见的滑稽的骂人的形式。猪、驴、骆驼、喜鹊、蛇等等，都是能够引人发笑的常见的骂人话。这里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突然的联想。”[5]
在东北流亡作家的笔下，物也像动物。在萧军的笔下，房子全部在坑里面，像懒惰的狗缩睡在狗巢里。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中：“树枝搭盖的蒙古包式的矮屋，四散在沟壑间，沐浴着月光，像是巨熊的尸体。”把物描写为人也能产生喜剧效果。“基尔希曼认为，为了使一件物品变得可笑，人就应该借助想象把它变成一个生物。‘无生命的东西，只有当想象赋予它生命和个性时，才能变得可笑。’”[6]
东北流亡作家把人变形为动物这种创作方式和残酷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沦陷的东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东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人们生不如死，没有了人的尊严，只能像动物一样苟活着。因此，东北流亡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动物的形象，人物形象已经变形为动物。东北流亡作家不是有意为了寻找噱头，把人比拟成动物，而是由于东北流亡作家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东北特定生活场域的最严酷的现实揭示了出来。小说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人的尊严，人已经异化为非人。
人物形象变形的背后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丧失，人的价值甚至不如物的价值，这在东北流亡作家的小说中也有揭示。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当金枝由于有心事误摘了青柿子时，金枝的母亲暴怒地踢打金枝，金枝被打得鼻子都流血了。萧红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7]萧红的《生死场》中王婆忙于收麦子，她的三岁的女儿从麦垛上掉到犁铧上撞死了，王婆和别人说：“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哇！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气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号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淌下。”[8]王婆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最伟大的母爱已经变得麻木了，人的生命价值已经低于物的价值。金枝误摘了青柿子，她的母亲就把她踢打得鲜血直流，在母亲的眼里，青菜的价值要比人的价值重要得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人异化为物，东北人民的处境比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悲惨处境更为凄惨，人不如物。东北流亡文学的创作，“有人生的思考，更有民族的忧患和社会的悲愤。这是热切的民族和社会的使命感受到阴凄黯淡、卑庸污浊的环境抑制和压抑时的一种冷嘲，一种心理反拨”[9]。
[1]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50页。
[2] 萧红：《生死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第120页。
[3] 罗烽：《罗烽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第43页。
[4] 罗烽：《罗烽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第59页。
[5]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50页。
[6]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2页。
[7] 李威主编《萧红经典》，京华出版社，2004，第20页。
[8] 李威主编《萧红经典》，京华出版社，2004，第7—8页。
[9]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出版社，1989，第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