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一种疏阔勾勒的粗线条的笔法。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中“文”的成分比较少。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是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决定了东北流亡作家粗线条的写作风格。粗犷的民风使得东北流亡作家相对地缺少细腻的心理描写。“东北自然环境的巨大、严酷，使人们难以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那样艺术化、审美化、细腻化地去对待和把握事物，难以养成细腻精致的心理和文化结构，而是带来和造成了心理感觉、文化风习中的粗疏、粗放与鄙陋。征服自然、从自然获食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既然是粗放鄙陋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精神文化，亦必然带有相应特征。”[1]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在总体上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文笔粗犷豪放，很少有细腻的心理描写，缺少细腻缜密的审美风格。第二，激烈的抗日斗争使作家没有时间精心地构思、巧妙地设计，他们在流亡的过程中急于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歌颂东北人民英勇卓绝的反抗和斗争，唤醒人民的抗日热潮。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使得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如同变换急速的图画，较少细腻的心理刻画，而多行动描写，用外在的行动揭示内心世界。他们急于发出抗战先声，还没有时间沉淀自己的生活，整理自己的思路。东北流亡作家在流亡中，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大部分是一种粗线条的创作。
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更像速写或者像写意泼墨画。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白朗、李辉英等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白朗说：“我写了半辈子东西，全是‘急就章’。”[2]茅盾评价李辉英的《万宝山》时说，作者缺乏深入的思考与观察。萧军也说《八月的乡村》是一枚“还嫌太愣的青杏”。对于萧红的《生死场》，鲁迅认为：“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3]鲁迅所说的“略图”正是指文笔粗犷的写意特点。胡风也指出萧红的《生死场》“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觉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胡风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的那些缺点不但没有扬弃，反而在《呼兰河传》中发展到了极致。骆宾基的《边陲线上》出版以后，也有论者指出其“因为太着重了场面，有时未免显得冗烦。在结构上，还不免有点零乱”。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以后，亦同样被评论者认为“这篇短篇差不多是用电影上的Montage（蒙太奇）手法，把若干的‘片段’，依照着主人公故事的发展线索，剪接成功的”[4]。
我们应该看到，东北流亡作家笔下往往是风云突变、急剧变化的生活场景。如果不用这种经典性的、强调时空构造中的焦点原则的批评话语来要求作品，那么东北流亡作家的这种写意法也是一种“特色”，这使作品的内容有了更大的张力和包容性。
东北流亡作家的疏阔勾勒的粗线条的笔法还表现在创作上的善于用最鲜明的特征概括人物形象，甚至人物特征就成为人物的名字，笔法简练粗犷。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中有个“双尾蝎”，就是根据人物的特点而起名。“他把马一拨，盒子炮从腋底下伸出，往两边一抹，效果是和手提机关枪一样，然后单跨镫，向马肚子底下隐去……他逃走了！——而且能双手同时‘上’两连子弹在两个枪膛里。将枪一同贴在肋下胯上的一段腰部，用虎口将子弹一逼，第二膛枪又充实了——这一门最毒，所以叫‘双尾蝎’。”[5]萧军《第三代》中的“半截塔”概括了他的魁梧剽悍，还有“朱三麻子”“汪大辫子”“乐不够”“胡椒粒”都概括了他们的特点。《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这个绰号象征了人物的猛鸷和敏捷。还有“小红脸”“刘大个子”“百灵鸟”“唐老疙瘩”“郑七点”（因为脸上有麻子），他们的特点正如他们的名字。这正是写意手法的具体运用。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作家创作而言，他们不注重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东北流亡作家往往以行为、动作揭示人物心理，通过外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创作方法——以形写神。东北流亡作家创作了一幅幅写意风俗画。萧红的创作像一幅风俗画，她的创作很少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对话描写。在《生死场》的“奇异的感觉碎片中，融进了她的生命最耀眼的光泽”。
[1]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236页。
[2] 白莹：《白朗小传》，《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
[4] 梅雨：《创作月评·没有祖国的孩子》，《文学》第6卷第5期。
[5]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