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11月5日
天空乌云密布，不时下雨，日机没有到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每分钟脉搏95次，再加上心悸，这让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我搞反了。比如，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却是没有听见！所以，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3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还好没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要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沿路都有日本人把守。
不过我在考虑一件事，就是在特劳特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太)到达这里后，我是否应该也让妻子来接待一下。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当然，这么做是绝对不明智的行为！
11月6日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因为他们每人都自称是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因为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就对我起了作用，今天，我就感到有了很大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终于又可以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我生病期间，日本人对我照顾得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这3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南京也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得以顺利恢复。
目前布鲁塞尔正在举行九国会议，中国人对此寄予厚望。他们总是认为美国一定会帮助他们！哎，但愿如此。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不怎么相信。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在中国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于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在这个会议上，到会者只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但是很显然，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所以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才能有点实质上的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而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而已。
报纸上报道，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这令人感到惊讶。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中国军队在装备方面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日本人对于为什么不能等得太久他们是最明白不过的。因为再过四五年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军队，而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日本。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所以日本要加快进攻的步伐。
11月7日
倾盆大雨，天气还是不好，但却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的管家请了3天假，所以我们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
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鱼味，这是怎么一回事？
佣人：我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
主人：可是黄油也是这个味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
佣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我真的想知道，奶牛会怎么回答！其实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鱼油的味道洗去。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我的煎锅做饭的！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值得记下来了。
11月8日
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一定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
这样的好天气，上海开始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用水桶和食品罐把它抽干了。
出去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许多坏消息。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他，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俄国人似乎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啊！真应该谢谢俄国人！他们究竟想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今天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11月7日的报纸)，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
11月9日
美丽的一天，没有空袭。
上海的报纸今天又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就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这种情况在1932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谁又能知道呢？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不幸被他言中了。他同时还说上海的陷落意味着战事告一段落。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就正中我意。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装备太落伍了。太原今天也沦陷了。如果布鲁塞尔九国会议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日军很可能将会采取下一个步骤：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这事也许也不会太难，我认为。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需要突破"兴登堡防线"等战线，这会引起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和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据说，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军会这样做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日本人。
据我知道的，日军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所以，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就是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目标。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我也希望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已经上了"库特沃"号轮船。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上帝保佑！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想得越多，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虽然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微不足道。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在中国免受此难！
刚才收到了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呢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孤身一人住在柏林的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这太好了！
11月10日
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地射击但毫无成效。四处响起一片爆炸声。高射炮弹的碎片在周围的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我命令大家立刻躲进防空洞里。但里贝仍然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的18倍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了。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所以每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恙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我们辛辛苦苦地把防空洞里的地下水弄出去，可是我们的防空洞已经被水泡得很软了。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以后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中国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吗？也许这不值得惊讶！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都在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在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为白天的其余时间都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但是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报道，我们就会知道发生事情的严重性。目前的形势"很难说"。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拿着毛瑟手枪才敢出门。
我看到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所以，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样理所当然！
好高明的外交！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却引起大家一致的反对。
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月11日
厚厚的云层密布。防空洞里的水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上午一切都很平静。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正在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方向飞来。我们都躲在防空洞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同时，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原来是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出去看。一架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有两名机组人员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20秒后，除了一架傲慢的轰炸机的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都归于平静。
城内谣传，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没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下过8天雨，现在到处都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呆上3天。这太恐怖了！还有一些谣言说，中日已经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于别人讲给我听的这些，我只是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给我寄来一封信，我今天才收到。他还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现在打电报我们也要节约呀！
11月12日
又开始下雨了，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日机又要开始轰炸了。因为昨天证实了不是击落一架轰炸机，而是两架(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如果天气好的话。
今天一大早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我断然拒绝。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后来，他们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主动放弃了扣头，只花了5元钱，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所以我只好和下属们言归于好了。这是一个兆头，这意味着这一天会发生一连串事情。接着，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所以我现在得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好吧。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这倒是一桩好事！
后来，又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到了他的下榻宾馆。到了那儿之后，我们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好话(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而是他的一位侍从或者副官。我的脸色不禁有点不好看，这时那位真正的司令才露面。唉——，今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真的是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那位要修缝纫机的太太又一次打来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我只好说："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但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这一天是很好的航空气候，但是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
11月5日的信件和 1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中国邮局毫不屈服！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很可能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没有轰炸。韩（湘琳）先生说："日机不喜欢星期天来。"其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也许是他们要休息。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很懒，他每天写日记时，都会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可是每到星期天，他都会写道："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今天是星期天，休假！"
现在，上海的中国人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中国的形势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得了第一个水栅，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我这个汉堡人对于舰上的大炮，心里也充满了恐惧。
今天早上，里贝本来想去汉口，却没有走成。因为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哈哈，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的天空里仿佛在酝酿什么，我预感到今天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接着，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我答应下来了，但其实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还是会尽力办。但是在交通部里，我却被拒绝了。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因为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都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地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军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军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收听上海电台的新闻的时候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请他喝茶。在那儿我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他们告诉我说："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而"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否则，就只能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啦，太好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袭。但是我却一样心情不好。仿佛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南京很沉闷。
下雨的时候，佣人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因此挨了骂。总是这样，如果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了一个门闩。这些人，要么就像做了催眠术，要么就像蛇笼里的老鼠。
渐渐的，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但是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说不定路上说几句好话，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但他们可以离开南京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妇女们必须在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因为中国人有可能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那么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能开往汉口，而要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在考虑是否要在这里坚持到底。但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人们认为，如果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军队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军的。可是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湘琳）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军前进制造困难。其实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军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湘琳）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否则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在南京收到了从上海邮来的一大堆邮件，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有这么胆大的人！
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也来了。王先生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托我帮忙。我请示了大使，但遭到了拒绝。他说：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不允许上船，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但王先生的妻子不愿意丢下她的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只得伤心地走了。按照计划，"库特沃"号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但其实却只有50个卧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我们真的希望不要再有炸弹了。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我们还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很担心韩（湘琳）先生一家人的安危。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五六天以前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但现在这种情况，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谈生意人，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打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快速装箱，最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身上带现金，反正银行也是要关门的。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当读到这一条时，我决定把韩（湘琳）先生伪装成我的佣人把他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被我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从我们这儿借的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可以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妥善的安置。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就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到这里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简直是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现在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认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我这儿是请我帮她们看管这里的房子，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非常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里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如此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不过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显得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在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自己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场景。中山码头虽十分拥挤，但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夫人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怎样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包好了行李。韩（湘琳）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目前我还不清楚。在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到安全地方去的轮船。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愿这样不会带来什么后果！日军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我现在也听说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简单，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稳住了苏州的中方阵地。由于日军采取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破灭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情，人们可万万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是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往城外开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比汉口更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了城里，看来人们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狼狈不堪，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着鞋袜，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吧。所有人默默地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真是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啊。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感觉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候，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太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立刻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了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要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的第一批行李共6件，可以送往码头了。用了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承担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时间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的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他的箱子就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恰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应该上午11时到。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争着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这场混乱，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应是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就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了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运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却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还好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漉漉地、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又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忙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才停。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跟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又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提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给害的！
11月19日
雨还是下个不停，行李还在不停地被打包。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以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因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时，第二批已经装上两辆车的行李，又得卸下来。
我想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湘琳）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了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由20元涨到了现在的28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湘琳）先生还是没有买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他们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后，他们又开始高兴起来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进那里。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了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3位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留下。所以我特意请特劳特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去试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留他在这儿又有何用。当然，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要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看清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地参与这一件事，我是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选择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一个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定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尽管气压已升高很多，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却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办公室杂工将它们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湘琳）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船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军突破了常熟的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沦陷。还听说日军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早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直接开走了。不过又特意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
11月21日
星期日，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涉，他为此向中国外交部求助。
让我发愁的是，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了。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去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找到这样的地方给我和我保护的人，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表示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还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乘坐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
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十分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排在哪儿。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由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不错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安排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南京也就有可能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谎言，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已撤走，部长怎可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11月22日
天气晴朗。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虚惊一场。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跑来了。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虽已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主动来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也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支援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到底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该怎么办。我非得弄到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给他看病。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了洋相。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但是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了。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先前的一切所作所为，因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都很卖力。等我们终于把防空洞里的水排干了的时候，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已倒塌，真是让人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可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地响：10～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1～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毁。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飞行员好像是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是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那边过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特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大使那儿。可惜还是来晚了，特劳特曼博士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正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意义。
下午5点，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因为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将来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德国大使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的日本大使收到电报之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口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地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之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那日起，视为安全区正式建立的日期。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尊重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会给双方的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满怀信心的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友善的考虑。
致以崇高的敬意
J·M·汉森
G· 舒尔彻·潘丁
P·H·芒罗·福勒
约翰·马吉
P·R·希尔兹
艾弗·麦凯
约翰H·D·拉贝
J·F·皮克林
M·S·贝茨
爱德华·施佩林
W·P·米尔斯
C·S·特里默
D·J·利恩
查尔斯 H·里格斯
刘易斯 S·C·斯迈思
(作者注：在被占领期间，姓名下划了线的先生们留在了南京。)
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刚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我请来了希尔施贝格大夫，检查后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根据医生所言，只要静养几天，他就能复原，而且还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真不是时候，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国珍)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病了的妻子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接受这个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韩（湘琳）先生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对于他该怎么办，他要求我给他出个主意。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点，现在再来听听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了，上床睡觉！
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的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今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我从妻子那儿得到了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托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来11月23日就能到的，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去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难以理解。没有办法！这一次，我也只有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子良）说，他是不能用蜡烛变出一个蛋糕来的。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反了！但是我还有办法补救，至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人在过生日的时候，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早上5点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我从**叫了起来，是骑兵上尉洛伦茨打来的。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点30分，电话铃又响了，当时，不想被人打扰的我正躺在浴缸里。清洁高于友谊！7点，门铃按响了，是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和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点的时候，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痛苦万分的女人十分可怜。跟平时一样，在医院里，我们等了好一阵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无意中，路透社在发电报时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为了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
下关火车站不断有伤员送来。为了照顾这些伤员，斯迈思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我把汽车借给了他们用。韩（湘琳）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件让我满心欢喜的生日礼物。用这些东西能办好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给委员会一些食品和几辆汽车。终于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不过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当然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5点，在张群先生(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政治司秘书长)此处拉贝有误。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群。那儿参加茶会。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到场的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童翻译。这个茶会的目的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每天晚上8～9点之间到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今天有两次警报：上午11点10分～11点20分；下午2点25分～2点45分。不过两次都是虚惊。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也就是那两辆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没货物的空车。其余的东西据说是放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面某个地方。明天将全体行动，把东西送交给我。我想完完整整地拥有我的生日礼物。另外，我还从韩（湘琳）先生那儿得到了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这一定又是妻子暗中送的。多谢了，妻子！现在我的桌子看上去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
11月24日
前面提到，关于国际委员会计划，路透社提前发出了电报。对此，斯迈思博士立即表了态，他对这条消息做了一下的更正：为平民百姓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倡议不是美国大使馆，而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委员会发起的。昨天中午，罗森博士就从广播里听到，看到路透社发出的电报的消息，东京已经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质问，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这些计划到底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马上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这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在特别情况下，新的保护区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担任主席职务的是德国人，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
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10点到10点30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点20分又有一场虚惊。11点45分，警报解除了。下午2点20分，第三次警报又响了。第二次警报我没有听到，这时枪炮声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在我们的南面，但又似乎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2000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于是便一头钻进了早就挤满了中国人的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接下来是一片寂静。3点40分，危险过去了。整个上午，韩（湘琳）先生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还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忙的话，我可就要吃亏了。遗憾的是，原本我是可以用这两辆车去好好帮助伤兵的。伤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 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如果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留在这里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么多的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为了避免汽车被征用，在开车的时候，他都一直打着德国国旗。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的命令(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
11月25日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让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发了一份电报，请求他们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过来。跟所有其他的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从美国大使馆发出来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还要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过生日的时候，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杭立武博士在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政府要他把1.5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然后再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人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日军司令部的反应是友好的。不过还没有看见正式的答复。
收到了妻子11月11日的来信(在路上走了14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收到来信了，因为也许很快陆路就会被封锁了。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被我当作护身符保存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场虚惊：9点5分～9点30分，11点40分～12点30分。
韩（湘琳）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另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幸好所有的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还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在哪儿好。
马市长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下午6点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关于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这一事情，礼和洋行的丁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至于能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10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1元钱，让友谊更牢固一些。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希望是永远也不能放弃的。还有，不要忘记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在城市遭到轰炸时，有40人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了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而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