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时日记：中国南京卷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想明确肯定的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算不上一件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被人称之为是狂妄自大，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冠上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我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说是理智不正常。关于这一称呼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下面就说说这一称呼的来由。
一直以来，我都不是特别的悲观，对于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我都是尽可能的回避，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拥有健全理智的我，不会每一次都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在最后一刻，我都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这就是我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的原因所在！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正在转动的传送带一样，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战事不断，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止一次，战事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甚至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经常这样告诉自己：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而受到真正威胁的，我们只需要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来忍受这些就可以了。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了所谓的"中日摩擦"的时候，身在南京的我们甚至这样认为，当地政府会对这起"小事件"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受了厄运，使得去北方的路中断了，因此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是炎热的。所以，在七八月间，人们都选择去青岛海滨、烟台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去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通往天津的陆路已经中断了，所以，我只好乘坐一艘开滦煤矿管理局的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对此，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非常高兴，因为她们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旅行，但前提是要有男人的保护，否则是不会允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的。在旅行的过程中，她们的歌声和幽默极大的缩短了我的行程。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如果我事先就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因为不用经常去洗澡间而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人们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秦皇岛上有声望的人都陆续赶来参加，所以，这次聚会过得非常愉快。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是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那时侯，秦皇岛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而且，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让我有点紧张，看来局势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对于日军早已占领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个小时路程），这里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空气里，我们还是能嗅到一丝丝紧张的气氛。这促使我立刻托人在秦皇岛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机票。但是，给我的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了，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原本想经上海港返回是指望不上的了。这让我不知所措。此后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个时候我才醒悟形势的严峻。所以我只好选择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在夜幕下，我告别了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天津。在天津的一些好朋友给我弄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在船上，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所拥有的时间足够让我看到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费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应该是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在那里，本是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涌上了很多的中国难民，在拥挤中，我还曾丢失了行李，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来。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费了好大工夫我才找到一辆送我去旅社的人力车。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观察这个我冒冒失失来到的地方。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后，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后来，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时，车夫就想在那里停下来。虽然我不刻板，但是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相比，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了一句我熟悉的最难听的中国脏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像样多了。到达旅社的时候，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安茨公司是我们在烟台的代理，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都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加上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所以，很快我就以贵宾身份被领进了一家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发生。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最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还有糖尿病，所以想事先准备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就约了布瑟出去寻找。为此，我们还几乎找遍了当地所有的药店。当满满的两大管胰岛素到手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把握好机会宰我一刀。第二天，当所有的货柜空了的药店老板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在他们家里，我过的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愉快。在施密特家，总是会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过了好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让我费解。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周围的知情人士都来取笑我，说我是"笨脑瓜"。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更加高兴了。不过，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在8月中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四处逃离。而且，烟台的周围地区还发生了水灾。到胶济铁路乘机动车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被迫多次停下来，最后只好全部乘客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弄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结果果真弄到了。
离开烟台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难受。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快乐的生活着，这让我几乎忘了战争的存在。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照例到处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经做好了住统舱的准备。但和布瑟关系很好的船长怎么也不同意，他让我住进了一个非常舒适而且还很漂亮的舱房。
"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是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要到青岛来疗养。
从这两个人的口中，我知道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细情况。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担心她那个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
虽然那个男孩安然无恙，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还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和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生活过得有如乡绅般惬意。我和他漫步走着，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它还是很完好的，不过，据说后来被中国人破坏得很厉害。
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的过程十分顺利。胶济铁路附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一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民众凄惨的哀求声和乞讨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又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因为它那美味的香肠而闻名——对此，那里的人是这样唱的：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下来，通过津浦铁路，我顺利地到达了浦口，接着，我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了南京。途中，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问我是谁，我回答说：德华大兵(意思是，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因为"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1937年9月7日
如果换作是和平时期，我只需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它的任务就是安全问题，主要负责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着手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我的校舍的合同也一并解除了。在这些信函中，我还读到了这样一些信息：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不是因为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通知里，再次劝告他们要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顺着扬子江逃到汉口去了。
人们都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公共场所和街道上，紧张地建筑着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平静，直到这两天——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所在的地方遭遇了4次空袭。从此，我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院子里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这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至少可以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带来的伤害。我们还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我们还画了一面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大概在空袭的20~30分钟前，清脆的警报声就会随之响起，一旦发出某种较短的信号，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行人全部躲进了前面提到过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而且有的防空洞相当简陋。要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这也是一件相当不舒服的事情！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 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通过德国大使馆传了过来，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日军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消息中还告诫所有的外国人要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在扬子江下关段航行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尽快从现在的停泊处离开，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日本对他们因轰炸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概不负责。
结果，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他们的公民受到伤害的话，要求日本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大使则带着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依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原地不动。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为方式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也会传染的！)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也做好了准备，打算在今天的上午9点出发去上海。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也遵从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从各个方面对情况进行了周全的考虑。 从较为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并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是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保护我的财产。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此而"殉职"。我也绝对不是那种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而轻率的拿我生命开玩笑的人。但是，这里还牵扯到了道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我至今还无法跨越它。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为止，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的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我把一笔预支款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让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对此，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而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华北地区，根本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那该多好啊！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当然也非常想回到华北，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那里也在打仗呀！所以，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或者是应该逃跑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谁的两只手各抓着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想的也会和我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它让我坚持留了下来。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一阵地区小组副组长。
当我对我的客户——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不断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而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但是，对此中国的群众会怎样的评价呢？这个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主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被迫留下来的穷人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况且，他们不正是面临着集体被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至少能救多少是多少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当我不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工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还是费劲的换上了另一根。到这个时候，一夜的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两个洞口垒起了沙袋，为的是对付炸弹爆炸时产生的气浪。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还准备了一些浸醋绷带来应付毒气的进攻。到上午11点的时候，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了，但是，我们等到下午3点半，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这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可能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打开收音机后，我听到了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难道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至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没有把握。
9月22日
我再一次赢得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关心！在今天，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的十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一刻，从下午的一点一刻至两点半，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大概有28个中国人蹲在了我的防空洞里，其中我所认识的还不到14人。在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邻居是鞋匠，在和平时期，对鞋子的价格我们从不能达成一致的协定，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算在内，对这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起其他的防空洞，我的防空洞并没有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义下建成的，可能也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牢固。在这一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全都陷入沉默。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的对话，防空洞里根本就听不到说话声。有人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此时这话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我们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时时刻刻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不少的炸弹。到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们感觉到了大地在颤抖，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是，根据我后来的查看，这些炸弹都落在了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第二次空袭结束的信号(长信号)宣布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很明确，他们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为那里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在今天上午，电台还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意外让韩(湘琳)先生和我没能去成。否则，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会正好赶上轰炸。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都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了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也就是中山路有可能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是很远。这个弹坑很快就被填上了，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大概有4～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严重损毁。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可能是当警报拉响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房子。而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被炸没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也消失了。在它的后面，也就是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的旁边，两枚炸弹共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围着这个巨大的弹坑，正从这些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居然有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没有遭到损害，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我没被允许进去中央党部。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投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还飘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经做出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也会传播的！)。从一开始，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就坚决反对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大使也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是去临近城市（芜湖？）旅行了一圈返回来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在别人眼里，那里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的那阵空袭后，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它了。所以，今天他又搬家了。至于搬去了哪里，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了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能在战火纷飞中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是幸运，虽然这只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寄来了一封信，信中亲切地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问题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方法，这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我选择留在这里，我的战争保险该怎么办理呢？对此，可能会来一个答复。
9月24日
在以往，阳光明媚的一天会让大家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我们却对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感到恐慌。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就意昧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都在祈祷晴天尽可能地少到来。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听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雨了，云层很低。所以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回答得很平静，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思。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炸弹并不是针对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据调查表明，受伤害最严重的是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换点音乐来听听，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到最后，播音员还情绪激动地说："此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在这个时候还有比这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了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迎来空中来访的客人。如果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存在，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儿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报道，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已经做好了准备来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听到这消息后，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他要怎么保障。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的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会太远，为的是方便不久后可以及时返回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遗憾的是，对于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听说是因为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
而且，"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这样就能方便人们迅速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点30分，在烛光下
哎，按照管理，我们的来访者早就该"告辞"了，但是，它们很不礼貌，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也就是：9点30分～10点30分；12点～14点30分；15点～16点20分。
后来，在16点45分还有过一次虚假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点30分～15点)。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去银行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所以在我这里呆了一整天。上午11点～12点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我还能够较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的事宜。16点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查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向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来报警，看来发电厂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我们在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停了下来，新一轮的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再一次把我们吓走了。冒着危险，我们坐汽车回到了家中。下午5点左右，当一切的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有机会到下关去查看。一共有8枚炸弹投在了电厂所在的位置。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估计他们当时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全部被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有三分之二消失了，而余下的三分之一也被挤成了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都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也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 T形钢结构横梁保存得还算完整，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而且还没有遭到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估计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进行了一番查看后，便决定由我来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点的时候，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这是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他看到这架飞机从3000米的高空中被击落了下来。
9月26日
呸，天皇陛下！午夜2点30分，他们把我们从**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市内的电网合并。这件事情太好了。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点30分还是一片漆黑)。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男女都有。当我在这里面呆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直到4点，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呜呜声。机群朝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是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点
在这个时间，我们实在高兴不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韩(湘琳)先生刚才打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被严重地破坏了，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就意味着，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点
刚刚，我坐车对全城进行了一番查看了。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损失不是很大。我不能说这消息绝对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入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事实上损失不是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很多的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别的情况。
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距离中山路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大概有12所中国人的房子被几枚炸弹炸得面目全非。房子前面的一个防空洞里，除了一个坐在中间的人外，其他的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另外还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因此而幸免于难。这次，总共有30人被炸死。一些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的，从昨天下午开始，人们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大概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毁坏了。远洋通讯社因此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被投中了15枚炸弹。医院是否就是他们的轰炸目标这很难说。但看上去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很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和它的一些实验室，曾经就被轰炸过一次。想必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就迁走了。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大概是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幸好都安全无恙。对于所有破坏情况，外国通讯员和记者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才到达这里。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他出差来这里修理多路电话设备。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谈话中我问他，他的家人是否会放心他只身来到这里，会不会担心他在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十分令人感动。他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也绝不能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可以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9月27日，上午9点
多糟糕的天气——也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已经做好了再一次空袭到来的准备。全世界肯定已经知道了在上星期六(9月25日)这里所遭受的灾难，肯定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在这里的每个人，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些抗议的，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再明确不过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点30分
今天，在这一天内，我们遭到了3次空袭：从10点到 11点；从12点到13点10分；从13点30分到14点。因为上午天空布有云层，很难看得见空袭者，等到后来发现时，它们已经在不远处了。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永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錏厂是生产煤气的！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的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两节车厢被炸毁了。除此以外，没有发生别的什么情况。我感觉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值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两张有价证券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到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的乐观主义者存在！好吧，那就祝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到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气啊——太阳出来了，空中还少云。中午以前都很平静。在中午12点～下午2点15分有警报。日本人再次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分成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方向飞去。偶尔会听到投下炸弹的声音。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我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盘旋于城市的上空，但没看见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的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继续呆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工作了，因为那已经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毁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毁坏了)。
9月28日
上午7点，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负责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等事宜。
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 C. 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为心脏病去世。
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能遇上这样的天气真是幸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因为我们在下关空等了何博士一场，所以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在铁道部的前面，我们的汽车出了故障。后来，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还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10月1日
今天阳光灿烂。7点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了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正在那里避暑的家眷。现在，他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回德国。
从9点30分到10点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虚惊一场。莫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希望如此！
10月2日
空中略有云层。8点的时候，警报又响起了，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应该是信号装置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周工程师9点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在信上说，他的父亲于9月11日去世。这个噩耗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他的家人们现在怎样？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顿悟出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命运注定是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通知，通知是这样的：
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抵达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可作全体德国公民应急的住宿处。
德国大使馆
1937年10月1日于南京
10月3日，收获感恩节
天气阴沉沉的，正下着小雨，可以预料到今天不会有空袭。因此，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带回来一个消息，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不断的思考，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大家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加快修理，可以替我们挽回面子，也就是赢得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尤其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且还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还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没有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的顾问和德国的商人！！
今天在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所说的"人像靶子了"？！
在厄梅上尉归国的途中，他从上海寄来了一封问候信，在信中，他说得很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原文为 Nantau(南桃)，应该是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可能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我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让人感到无比的自由！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奉献，但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对此是决不会作出公正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自己已经写好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在两周后，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要比在这里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在上次轰炸中，天生药房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被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没有在轰炸前尽快地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变聪明些！我将想办法从上海买20～30安瓿回来，但愿能成。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不久后，南京就不会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了2瓶乙醚和2瓶酒精，还花1.1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在平常最多只值2角5分钱。如果没有绷带等材料包扎，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很多人可能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刚从战壕里出来。值得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也可以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
10月4日
天空乌云密布——不必担心有空袭了！
在"库特沃"号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为此，我还给德文《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寄去了文章，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发自船上的报道）亲爱的读者们，亲爱的亲友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你们正怀着恐惧和担心关注着我们的命运，但请你们冷静而从容地阅读这个标题：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在南京吗？(肯定会有人这样问)——是的。——是在空袭包围的南京吗？那里的生活不就意味着要长期蹲在防空洞里吗？——住在那里的人，正如我们中的一人不久前说的那样，只是作为"人像靶子"到处奔跑，他说的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是的！就在南京！你们听吧，你们惊讶吧，这样你们大家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就能落地了。
我们的德文《远东新闻报》很贴心地在今年9月21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保证留在南京的80名德国公民安全的准备……"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了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不会犯什么错误了。"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存在，加上信仰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一旦有危险来临，它就会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是一个非常不适合航空的天气。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点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船，它只用了2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1895年)，这时正停留在那里，没有冒一点烟，悠然惬意地享受着星期日难得的安静，表面上看似无动于哀，实际上它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卐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对这整齐清洁的轮船挑不出一点儿毛病。船上的大厅具有查理大帝时期的风格，它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让所有担心膳食不佳的人没有丝毫不满，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老板了，通过水上的倒映我们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船舷栏杆处。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热情而亲切地招待着客人们，而且还非常受人欢迎。
在各个甲板上都分散着我们的正在聊天的第一批客人。14点15分，一艘带有卐字旗，腹部有"拉尔克"船名的流线型摩托艇出现了。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不对，原来它只是一艘属于许尔特尔-霍特有限公司的装点成带有节日气氛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确实每小时只能航行一海里多，因此它根本就不符合"长江客车"这个称号。15点，大使先生带来了其他成员。大家都很高兴地对大使先生表示欢迎，并又一次陪同他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还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起共进下午5点钟的茶点。人们都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前甲板配有卍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转眼间就被我们布置成了节日的会场。在庄严的气氛中，我们缓缓而出。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头"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特劳特曼博士用让人感动的话语讲了举行这场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保佑身处异国的我们能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能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了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生活在危险关头的人，在这艘船上，他给我们打造了一个避难所。让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当难忘的庆祝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齐呼元首和德国万岁，还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接着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就是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敢断言，对于这场聚会，没有人公开发表过任何怨言。但是，当我们回到家后，严厉的批评就随之而来。"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唱《国旗之歌》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时候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很充裕！
约翰尼
10月5日
适合航空的天气。8点30分响起了警报，之后陷入平静。我们在等待着第二次信号的到来。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弄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这是我早就希望拥有的。有了它，我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少了它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点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朝芜湖方向飞去了。那里被欧洲人视作安全之地。
白天一切都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1.1万元，上海那里的钱箱又被充实的满满的！
下午5点30分响起了警报。在南京的高空中，我们看见了3架中国飞机。虽然他们的标志看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它们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应该是向自来水厂的方向飞去了。中国飞机一边紧紧地跟踪着它们，一边还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直线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之后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空中传来一片的嗡嗡声。这个时候天也黑了下来，嗡嗡声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停止。
下午6点45分，警报取消了，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某报纸有报道说：此次南京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点警报又响了起来。疲劳的里贝根本就无法起床。在黑暗中，我穿好了衣服，走到楼下去，在我的防空洞里躲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必须有人去照管，有更多的人不时地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安排好一切后，我和衣倒在蚊帐里，在**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点警报才解除。
10点30分，警报又响起来了——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很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是射击的高射炮。被击中的一架日机，燃烧着掉在了城南，可能还要更远一点(也许在城墙外面)，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剩下的日机在调转方向的时候，还不忘扔下好几枚炸弹。12点30分的时候危险过去了。
14点45分，警报又来了。阴沉沉的天空中，很难辨清飞机的位置。所有高炮中队都开火了。16点，敌人消失了。对于今天而言，轰炸已经足够多了。我想要安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打来了电话说，在星期五，他将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因为带了很多行李，所以他想弄到两辆汽车。我宁愿和韩(湘琳)先生亲自用3辆车去接他，这样就能保证一路平安。他还想在当晚就去上海。因为警报又响了起来，所以普罗布斯特博士最后所说的那些话我几乎没有听清楚。当时正好是17点，天空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点30分警报解除了。
18点～19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那喝茶。在同坐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讨论了一般局势。两个人都产生了一点悲观情绪。华北已经丢掉了，这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看作了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20点，警报又一次响起来了！今天好象没完没了似的。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我把我们的很多中国工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都找齐了，总感觉还有什么在院子里的黑暗处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压压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21点30分的时候， "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有所好转。
稍后，我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份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的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很高兴。要是中途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也没有别的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平静。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让人安心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是安静的！
10月8日
天空中布满阴霾，雨水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淅淅沥沥地下着。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和我的司机，开着3辆汽车一同抵达了芜湖，结果空跑了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经过了7个小时的行程的我们，正好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在途中，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甩掉了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他开的车和一辆军用卡车发生了碰撞，普罗布斯特博士那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被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能继续使用。不过，让我大为火光的是，他竟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重新包装好的行李，被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去查看了中山路被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人发现（目前是禁止拍照的)。他们全家在晚上出发了。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加上司机以及让人无法想象的大堆行李，装了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能够一路平安，顺利抵达。一整天，天空都是阴沉沉的，不用担心会有空袭，但在午夜以前他们必须出发，这就能保证他们能在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之前到达。听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了，主要是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真了不起，不是吗？
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非常好。为了轻松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喝咖啡。船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率地承认，因为之前有过教训，他对轰炸很害怕。如此的坦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也讨厌轰炸。
但要我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不，我还不能下决心这样做。如果日本的战舰突破了扬子江的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我也许应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个时候，我想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已经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愿也不会到那个地步，尽管谁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
10月11日
依旧是个分外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今天可真忙！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中间发生了一些令人非常生气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