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惊醒酣睡的人，
只需在最美妙的梦境中插入一段现实。
一
几乎在隆兴和议达成的同时，辛弃疾离开了江阴。这一年，正是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 年），辛弃疾25 岁。
由于在江阴签判的职位上工作尽心尽力，治下百姓和上官都对辛弃疾赞不绝口，因此，在这一年的冬天，得到上司赏识的辛弃疾被任命到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军中做通判。通判比起签判要高一些，但仍是州府行政长官的副职。
在广德为官时，辛弃疾逐渐感到了一丝寂寞。他发现，自己在南方虽然被许多人知道，但身边却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朋友。于是，除了在广德公干的日子，每当闲暇时，他便会去自己南归初时、准备面见皇上而曾经寓居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在那里游历、休憩。这也是因为京口不仅有着他喜爱的人文风景，还有着他认识的山东老乡周信道。有这样的友人，辛弃疾才觉得在京口有自己的“根”。京口或许是个福地，在此他还偶然遇到了镇江通判范邦彦。范邦彦欣赏其人，将自己的女儿范如兰许配给了他。
范如兰温婉贤淑，正是良配。重新获得了家庭的温暖，辛弃疾开始有足够的时间和心境来整理自己多年来对宋金形势的想法，很快，他写下了名声显著的论文——《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十篇文章，共17000 字。辛弃疾在其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当下宋、金形势的见解，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民心等方向，具体而深刻地分析出了金国的弊端，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因此，这10 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完颜亮南侵、张浚北伐这两次重大战役所做出的总结，包含辛弃疾的政治见解。
辛弃疾盼望着自己这十篇文章能够像当年王安石的万言书那样，受到皇帝的欣赏，从而得到施展才华的空间。带着这样的盼望，他将万言书装入简牍，打算第二天就通过快马送往临安，然后交到皇帝手中。让辛弃疾失望的是，从《美芹十论》送出之后起，他就再也没有听到朝廷对这篇万言书的任何观点，甚至连赵昚是否看到这篇奏章都不得而知。
辛弃疾在广德军等待了足足四年。这四年之间，他最早是每天盼望着从临安传来消息，这些消息或者是皇上愿意召见他询问具体想法，或者是执政大臣愿意起用他来施展才能，然而，这样的期待，终于变成满腔的失望愤懑。伴随着每天早起晚归的平淡公务生涯，辛弃疾感到胸中始终有团火在熊熊燃烧，但却看不到燃烧的火苗能照亮自己身边任何一处角落。
四年之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辛弃疾已经29 岁了。他等来的不是设想的一切，而是一纸调令，让他从广德军通判调到建康府担任通判。
建康从前朝就为天下所公认的六朝古都，也是本朝的行宫。建康城江山形胜、龙盘虎踞、形势险要。建康本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行宫留守史致道，他早就听闻过辛弃疾的才能，因此才力求朝廷将他调到自己手下。当时，同样在建康城围观的，还有淮西军马钱粮总领叶衡、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赵彦端、江南东路转运判官韩元吉、通判严焕等人。辛弃疾来到这里，骤然发现视野比起广德军要开阔许多，而与周围人的交往也要比广德军更让人惬意，于是他和这些同僚们成为好友，经常相互交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辛弃疾心胸中的那团火似乎暂时被隐藏了，而为了忘记那团火焰，他重新捡拾起了自己少年时喜爱的词作。
因为词，未及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的辛弃疾开始更加细心地发现那些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美景和美色。由于夫人如兰身体瘦弱，在她的劝说下，辛弃疾身边多了一位名唤卿卿的侍女。她不仅年轻貌美，还善解人意，能歌善文，将家庭照料得井井有条，对辛弃疾和夫人也服侍得无微不至，在公务闲暇之时，辛弃疾也经常带着她出城游玩，和同僚们宴饮、应和。
在建康，辛弃疾最常去的地方是下水门城上的赏心亭。登临此亭，可以上观金陵，下赏秦淮，因此从第一次登上赏心亭开始，辛弃疾就被这里的风采所吸引。每当夜幕降临，眼前的秦淮河上停泊着种种不同颜色的画舫，闪烁着亮闪闪的彩灯，传来一阵阵的喧哗笑语，几乎能让这里的人们忘记什么朝廷强弱、国家荣辱，忘记北方的天寒地冻、朔风阵阵。
如果换作年轻时，辛弃疾在祖父严格的家教下，是不会进入这样的社交场合的。自从来到南方后，他发现江南士大夫的社交习惯，确实和自己成长环境中的不一样，这里的士人喜欢游玩，重视享乐，喜欢美酒、美乐、美食，即使建康城中这些普通的官员们，也喜欢动辄到秦楼楚馆中举行宴会，在吟诗作赋的同时，还叫上歌姬舞女在旁捧场助兴。一开始，辛弃疾对这样的社交场合很不习惯，但独在异乡的寂寞，再加上同僚的影响，让他渐渐也能习惯于出入这些场合，更通过生活的享受填补了内心的惶恐和寂寞。
然而，这样的生活未能让他的壮志熄灭，很快，辛弃疾的生活就有了改变。
二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在建康留守叶衡的大力推荐下，31 岁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赵昚的重视。赵昚下诏，召辛弃疾立刻到临安，并加以召见。
消息传来，辛弃疾非常高兴，他立刻精心草拟了《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两份奏疏，准备在召见时面呈皇上，并在心中默念了许多遍自己想要对皇帝恳切陈词的话语，甚至连自己的语调都反复地揣摩和分析。
然而，直到召见结束，辛弃疾才明白，自己的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
赵昚虽然召见自己，但自己甚至连皇帝的脸面也没看清楚。他高高地坐在龙椅上，声音不大，对自己似乎说了几句宽慰的话，然后就是由皇上的内侍宣布圣旨，辛弃疾谢恩！
这样的召见，与走过场并无区别。辛弃疾失望非常，但好在这一次进京面见皇上并非一无所得，辛弃疾的那两篇奏疏、应对时表现出的才能和经验，再加上他本人的名声，还是打动了孝宗皇帝。再加上虞允文对他的欣赏，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短暂留在了临安城中任职。
能够在天子脚下为官，辛弃疾感到非常兴奋，并决定再次上书。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希冀于能够直接得到皇帝的持续关注，而是将上书目标对准了当朝宰相虞允文。
虞允文以文人带兵出名，在采石矶击败金兵，成为南宋主战派的旗帜。
辛弃疾将满心期待灌注在他身上，将他看作领导未来军民北伐的最合适人选。
然而，辛弃疾也听说，虞允文身边有着一帮挥之不去的主和派，他们每天叫嚣着认为北伐是“孤注一掷”，是“为国生事”，北伐的人不是爱国爱君，而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于是这更促进了他上书的决心。
就这样，辛弃疾又写下了九篇文章，合称《九议》。
《九议》在结构上前有引论，后有结论，其基本内容和他曾经给皇上的《美芹十论》有所相似，但是其论点则更加集中，分析得更加透彻，论述更详尽。
大体来说，在这九篇文章中，前三部分论述抗金北伐所面对的战略任务，中间三篇文章则指出了抗金北伐的战术方法，后面三部分则重点论述了抗金北伐应该采用哪些保障措施。
辛弃疾在写作《九议》时，对北伐的思考比起刚刚南归时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全面和客观。因此，他所提出的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切实可行。如果说《美芹十论》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九议》则显得不偏不倚，的确能够引发朝廷为之心动。
正因为如此，辛弃疾花费了将近月余的时间在这篇长文上。他细心地琢磨分析，并逐字逐句地修改，希望能让文章被同样是书香门第出身的虞允文看中。
可惜，命运无情，由于种种原因，虞允文并没有对辛弃疾的《九议》给出明确的答复。辛弃疾胸中那团热火，不得不再一次被扑灭。两年后，也就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33 岁的辛弃疾在司农寺主簿上任期已满，被朝廷外放到滁州，他北伐抗金的壮志，也随之终结。
三
血气方刚的辛弃疾或许没有想到，人到中年的自己竟会沦为官场平衡的踏脚石。如果说滁州的调任让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营地方、施展才华的愿望，那么，之后在江淮两岸频繁的职务调动则让辛弃疾彻底对朝廷失去了信任与希望。
1172 年，辛弃疾初到滁州，看到了民生凋敝，他以减免赋税、引入商贾、将库银借贷给百姓建屋等政策让滁州经济急速发展，并重新确定了滁州作为边境和前线的定位，自发组织当地农民建立军队。一时间，滁州洗去满面尘垢，再不见往日的萧条与黯淡。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 年），有赖于宰相叶衡的推荐，辛弃疾奉旨离开了滁州，再次来到临安，担任仓部郎官一职。不久，随着叶衡又一次被罢相，辛弃疾也又一次离开了南宋的中心，去往江西任职。
江西此时土地矛盾频发。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在湖北带领400 多名茶贩起事，他们不断地转战于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赖文政起事之后，南宋朝廷先后派出不同的官吏前去招安或围剿，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七月，茶商起义军进一步扩大。隆兴知府汪大猷被降职，去朝廷当了个集英殿修撰；江西兵马总管贾和仲的围剿部队也被茶商军所摆脱，结果他被朝廷除名，送贺州（今广西贺州市）编管（获罪官吏发配到边远城市，编入户籍受当地管理）。更讽刺的是，这一年六月，朝廷任命方师尹担任江西提刑，负责扑灭茶商军。但这个方大人听说起义军势头厉害，于是故意请起了病假，迟迟不愿意动身前去上任。朝廷没办法，只好安排其另外就任。
这样，江西提刑这个职务，很快在当时的政坛被看作烫手的山芋。江西的官员，一旦围剿不力，就会被降职、调任，甚至被除名、编管，而茶商军又灵活机动，深入民间，获得当地不少人的支持，难以被击败，这样更让朝廷上下，几乎谈到江西就噤若寒蝉。
辛弃疾上任后，先以精兵策略重新梳理整顿军队，同时，辛弃疾又在湖南郴州和桂阳招募弓箭手，配合剿灭作战。之后，他又建立了一支年轻强壮的队伍，虽只有数十人，但在对茶商军的战斗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了上述积极的准备，对茶商军的征讨形势终于有所变化。
两个多月后，辛弃疾终于将赖文政逼入了绝路。在陈天麟的建议下，辛弃疾派人前往茶商军中招降。赖文政看连日来义军伤亡惨重，士兵受苦，心中也有降意。他带着残余部队下山之后，很快被辛弃疾囚禁。不久后，所有义军士兵都被江西官军收编，为首的赖文政等人则被辛弃疾下令处斩。
讨贼事已毕，辛弃疾在江西提刑的为官生涯也就结束了。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 年）冬天，他调任京西转运判官。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 年）春，辛弃疾由京西漕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辛弃疾在江陵不仅对盗贼用重刑，对下属官员也是严于管束，他曾因江陵的统制率逢原纵容下属在集市中闹事、打伤数名百姓一事上报朝廷，要求严加处理。朝廷的诏令很快下达：将纵容部下殴打百姓的率逢原降职为副将，而辛弃疾也迁为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这道诏书很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让朝中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其中，给事中程大昌专门上奏章，为辛弃疾鸣不平。赵昚给他的答复是，既然对率逢原降职了，辛弃疾也应该调职处罚，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公平合理”。
辛弃疾的脾气火爆，喜欢惩恶扬善，做事做人公正严明，虽然赢得了百姓和部下的喜爱，但同样也遭到政坛中其他人的忌恨，甚至这种忌恨直接影响到皇上对他的看法。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二月，他请求朝廷下令严禁在前线地区贩卖耕牛、战马等资源，更是让当地官员失去了商贩的“打点”，再一次得罪了当地政坛的集体力量。此事过后，江西政坛上下虽然看似平静，但内里却有一股股力量在运动，仅仅上任三个月不到，辛弃疾又一次接到调令，让他再去临安担任大理寺少卿。表面上看来，辛弃疾是受到了提拔，但他的内心却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辛弃疾感到无助和伤悲。
在从江西又一次赴任临安的旅途上，辛弃疾平添了离愁别恨，写下了著名的《霜天晓角》一词。词曰：
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
虽然是词人，但辛弃疾从未在之前的生活中如此集中地于诗词里写自己的“愁”和“恨”。官场中防不胜防的斗争以及朝廷对他始终保持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实用态度，都让他寒心不已。
果然，在大理少卿位置上没待多久，当年八月他又被派到湖北担任转运副使。到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的三月，辛弃疾则从湖北移到湖南，担任湖南转运副使。
从江西安抚使到大理寺少卿，再从大理寺少卿到湖北转运副使，再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地方—中央—地方，短短一年光景，辛弃疾走马观灯似的在湘赣两地担任官职。如此际遇，市井天街的粗鄙蛮夫或许会觉得辛弃疾蒙受当今恩泽颇厚，在朝中似乎也有内力相助，否则绝不可能凭空转调各地，然而若揭开“恩宠”背后的真相，个中的苦涩与无奈，恐怕也只有辛弃疾本人能够体会。
那是数十年理想与现实激烈缠斗后的失落。
四
即便做了很大的准备，当车马驶入湖南地界时，强打精神的辛弃疾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湖南不比湖北，此处山多地少，人口稠密，除传统大姓豪族外，还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然而相比日渐凋敝的民生，湖南的民族、门户矛盾已然不值得一提——湖南的穷苦百姓，务农采桑会被地主豪强压榨，行商走街会遭奸商劣绅敲诈，即便那些平日里谨小慎微的百姓，也免不了受官府的骚扰，各种苛捐杂税不计其数。从最基本的人头税，到闻所未闻的补贴、差价，全部都要从湖南百姓身上索取，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底层人民最惧怕上层权势者们蛇鼠一窝，在湖南官府和豪强大姓的联合“围剿”下，湖南百姓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胆小的四处借债缴税，被迫卖身为奴；胆大的连夜毁掉家宅逃亡外省；没志气的整日跪在官府门前乞求降税，遭毒打后自缢寻解；有志气的或逃入山林聚众起义，或遁入湖水做盗贼。曾经富甲天下的湘潭水乡，正逐渐成为人间炼狱。
湖南的百姓们大都是有志气的：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及周边已经陆续爆发了至少五次民变，前后长达15 年。若是再算上太上皇赵构在位时，起于洞庭湖的钟相、杨幺义军，湖南的情况就不只是“民变”那般简单了——连韩世忠、张浚都难以降服的杨幺，直到人心尽失，才被岳元帅勉强斩杀，而现下的湖南，已经有更多的民变首领已经具备了钟相、杨幺的气质。
刚就任潭州（长沙）的时候，就有不少湖南百姓硬闯转运司衙门，只为见到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辛帅，衙门口的皂役们拦都拦不住。
他们求见辛弃疾的目的也出奇地一致：喊冤。
与其说是喊冤，倒不如说是告状：告豪门大姓的状，告剿匪官军的状，告收税胥吏的状，告主政官员的状。
多次微服探访后，辛弃疾发现实际情况甚至比那些来喊冤的百姓形容得还要糟糕。整个湘潭大地，到处都是匪寇，到处都是官军，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地和无家可归的贫民，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和老爷们，仍旧像水蛭一样，压在百姓身上吸取血液，丝毫不理会民生之多艰，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是辛弃疾不能够容忍的。
几个日夜后，一封辛弃疾落款署名、直接呈递当朝皇帝赵昚的奏章，被转运司衙门最快的健马驮着，星夜兼程飞赴临安。辛弃疾斜站在门口，望着消失在晨雾中的仆役，久久不愿回府。那是一纸寄托了他所有愤怒和希望的文字，他太担心它会像《美芹十论》和《九议》那般石沉大海了。
两个月后，仆役油泥裹面地回到府中，言称京官已将奏章送入宫中，所以才打发他回来。
此后的炎炎夏日里，湖南转运衙门没有收到来自临安的任何消息。
秋日沓至，潭州城依旧酷热难耐。就在辛弃疾自己都不再对奏章抱什么幻想的时候，临安的宣奏官却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潭州城。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是由皇帝御示吏部署理进辛弃疾为湖南安抚使、兼任潭州知州的任命诏。
赵昚之所以赐给辛弃疾如此突然的恩典，全因那篇曾被后者寄予厚望的奏章《论盗贼札子》。在这封奏章里，辛弃疾历数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地区接连发生的五起民乱，将民不聊生的惨状与官员霸欺之丑态历数其间。
辛弃疾并不知道，他的奏章在临安行在里究竟激起了多大的浪潮：赵昚几乎是颤抖着把他的奏章读了好几遍，还不停地在上面御笔批示。往年看到湖南发生民乱时，他只会叫相府和地方立刻发兵镇压，以求消弭匪患，保全地方。
从六岁进宫成为高宗的养子，赵昚从未离开过临安行在，他和辛弃疾一样，知道百姓们的苦，痛恨金国的欺压，但辛弃疾与他最大的不同在于：辛弃疾是亲眼见识过这些情状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奏章，赵昚恐怕至今都会以为大宋的半壁江山固若金汤，而他赵家的敌人永远只是北方的金贼。
有时候惊醒酣睡的人，只需在最美妙的梦境中插入一段现实。
同众位宰相和参知政事传阅过《论盗贼札子》后，赵昚果断下诏，提点辛弃疾做湖南安抚使——皇帝急切地想要看看，这位曾经的“归正”英雄，到底有没有本事让他的湖南臣民重回安泰。
五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 年）二月，拿到朝廷批复的辛弃疾，兴冲冲地发动潭州所有公差，前往饥民集中的乡县张贴告示、发布通告：“接钦点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辛公慰示：新春已至，农务在即，然各路州郡陂塘尚无妥帖。我皇仁圣，特谕平常司及诸州、县、乡诚募役使，为平整、疏浚之用。无事业者无论男女、老幼、壮弱，皆可入府备签。凡画签者，可得米、钱各百！”
辛弃疾的思路很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开仓赈济灾民或许能解得了燃眉之急，但他不可能总让饥民跟自己讨饭，朝廷也绝不会容许湖南无节制地开仓放粮，因此，干脆以工代赈，让饥民去修筑各地的陂塘水利，出卖劳动力，然后按工时发放酬劳。这样一来，既可以从长远上解决饥民无产可依的困局，也能为地方农业生产提供保障，同时还能分化饥民密度，防止他们聚众作乱。不过，由于安抚使的命令传达容易延迟，加上饥民人数实在太多，所以辛弃疾还是恳求朝廷，将前任安抚使囤下的十万石积米挑出来，先行赈济正在闹饥荒的郴州、邵州、永州三地，杜绝饥民铤而走险的可能。
为了确保米粮的顺利发放，同时严防地方官吏从中克扣攫利，几个月来，辛弃疾坚持坐镇三州州府的发放现场进行监督，还要抽时间跑到工地检查陂塘的施工进展。有时他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和民夫们一起蹲在塘坝上用饭。
上官都如此克己，地方官员和差人们更不敢离开，于是也跟着辛弃疾在工地用饭。百姓们看见堂堂官身的安抚使大人，竟然和自己一起喝粥、吃辣椒，不禁感激得热泪盈眶，看到他的车马就黑压压跪成一片，惹得他每次都得好言抚慰一番。此时，谁又能说辛弃疾心里没有喜乐呢？当官能为民做主，造福各路百姓，他这个官总算也当得值了。
成功缓解了饥荒后，辛弃疾便将目光转向另一个问题——这才是个真正的麻烦。
大宋立国后，由于太祖皇帝是武人，国朝又时常面对契丹、西夏等番邦的袭扰，所以大宋百余年民间始终盛行习武之风，随着国势衰微，加之金人南侵，各路地方都开始出现起义、匪寇这样祸乱，其中尤以湖南最甚。为了保障生产，安家护院，很多地方的乡绅和富户都会开出大价钱，从各户中抽壮丁组成武装社团，抗击土匪和农民军的骚扰，即“乡社”或者“弹压社”。客观地讲，乡社在地方战乱时，的确能够发挥保家安民的巨大作用，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军民素养，然而当祸乱剿平后，这些由豪绅率领的乡社，会迅速沦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工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些土豪劣绅本就是祸首，在他们的刻意纵容下，乡社成员寻衅滋事、扰乱地方已经成了常态；他们又素来人多势众，甚至连官府也动不得分毫。
辛弃疾早前对乡社略有耳闻，素知他们大都是些好勇斗狠之辈，而且不止他，之前的好几任提点湖南的官员，都想过要取缔乡社，以防未来出现地方自重的局面，然而乡社组织根深蒂固，招抚改编的训示发出去许久，却连半点回音都没有。后来又有人提出，干脆出动公差，强行解散那些为非作歹的乡社，结果竟然没有几个公差敢去。眼见乡社势大如此，前任们也只好就此作罢，任他们去鱼肉百姓。
辛弃疾本就是个直性子的人，又为官多年，平素最看不惯欺压无辜的恶霸，因此，解决乡社，是去是留，在辛弃疾这里就成了最首要的问题，而且非解决不可。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辛弃疾终于发现了前任官员无路可走的原因：以往安抚湖南的官员，在对待乡社时，要么是全部收编改制，要么是全部就地解散，从来不打算留有余地。可是乡社在湖南已然成为常态，从郴州开始，一直到连州、桂阳，都有乡社存在，少则两三百，多则六七百。况且他们不只靠地方豪强出钱撑腰，很多乡社守卫乡里多年，很得地方百姓看重，心甘情愿地供养他们。官府若是一棍子将其打死，很可能会迫使这些人群起而攻，到时就不是那样简单了。因此，辛弃疾认为，以乡社目前树大根深的状况来看，无论解散还是收编都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官府的名义，将这些良莠不齐的武装组织全部纳入民军的范畴；通过强力限制大乡社的数量，裁减那些经常扰民安生、对抗官府的小乡社，以控制乡社的人数，防止他们做大；并将他们的领导权和武器装备都交给地方官吏，而不是土豪劣绅。对方如若还敢反抗，则官差直接入府拿人——乡社众人若是连县府的大牢都不放在眼里，那辛弃疾便将这些大麻烦交由本地的厢军和弓兵处置。
他确信，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在触怒国法和保持现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与此同时，乡社耀武扬威式的存在和湖南军队的不堪一击也令辛弃疾百感交集。自有宋以来，湖南的民变、战乱就层出不穷，朝廷整日疲于派兵围剿，导致精兵越打越少。宋徽宗末年开始，湖南农民起义频发，本地驻军已然山穷水尽，只能靠客军前往镇压。然而，客军走后，本地驻军饱食终日，优哉游哉地混日子。辛弃疾视察军营，将士皆偷奸耍滑，他自己还被假账本蒙骗过，怒火不由得冲上脑门：“剿乱贼时，未见得有多少真功夫，市井里做起生意，竟恍若陶朱在世！”
他说的虽是气话，内里却是实打实地担忧：建炎以来，金军不断向南逼迫，他们仗着骑射无敌、兵多将广，一度将前线推进至长江天险。若不是有岳飞、刘锜、韩世忠等人的军队抵抗，金人很可能会渡江企及江南。可是，单靠着几位将领的名声和私兵，大宋又能在金人那里讨得什么便宜呢？如今这些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北方的金人却是一刻也没有放弃南侵的想法。如果江南各路不尽快筹备自己的精兵，不但地方安定保证不了，甚至无法应对金人的进攻。
长此以往，又何谈什么北伐，更谈不上收复？
本着重建军帐、寓兵北伐的目的，辛弃疾再次上书枢密院，希望朝廷能够仿照其他省份，如荆南神劲军、广东催锋军等，尽快让湖南也拥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或许是因为有成功的先例，这一次辛弃疾的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朝廷允许湖南新建一支直属御前步军司和枢密院的军队，由湖南安抚使调动节制，但多疑的赵昚也向辛弃疾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按惯例，朝廷只负担建成后的军饷和兵甲，建军开支由湖南自理。
也就是说，在这支新军列入御前步军司的名单前，所有的营建费用都得由辛弃疾的安抚使衙门出。
辛弃疾曾设想过建军初期的种种困难：人员不足、兵器短缺、朝议反对，但他万万没想到，皇帝会用如此敷衍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忠诚。打仗费钱，建军更是花费巨大，如果没有直接来自朝廷的财政支持，地方建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看着语焉不详的枢密院文书，辛弃疾的心情也如潭州的大雨一般，跌入了冷冰冰的谷底。
不久，辛弃疾以湖南安抚使的名义，正式向潭州和周边县乡发布招募通告，建军工作正式开始。他选取曾割据过湖南的楚王马殷的旧军镇做兵营和校场，稍加修补后投入使用，这样就省下了一大笔开支。但其他地方的钱还是免不了要头疼一番：马殷的军营是两百年前所建，瓦片、边墙早已灰飞烟灭，仍需仔细修饬；相反，募兵工作却是出奇地顺利，不到十数日，定额内的兵卒就全部凑够，虽然大都是未曾经历过战阵的新丁，有的甚至连拳脚功夫都不会，但辛弃疾还是很高兴，毕竟事情还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为了让招募的新丁尽快入住，辛弃疾破天荒地开始擅用职权：军营的瓦片不够，他就以每20 片百文的价钱，命潭州城的百姓两天之内送到营地来；砌边墙的石料不够，他就发动狱卒进山采石，多劳者可免罪获释。即便如此，建军项目中仍然有巨大的资金缺口，辛弃疾于是又咬着牙取消了湖南地方的酒税，改为官府专营卖酒，即“榷酒法”，总算为新军找来了款项。
然而，辛弃疾赌上身家建军的做法，却给政敌和好事者奉上了把柄：他们揪住湖南专营酒品的事情不放，连番弹劾辛弃疾，称他借建新军聚敛钱财；更有甚者，说辛弃疾强令刑徒上工，而后逐一赦免，似有“施恩”之嫌，恐其心志不小。
赵昚听后惊怒不已，即刻下御前金牌给辛弃疾，要他立马停止新军草创。
辛弃疾当然想到了这一点——皇帝的猜忌，对他而言已是司空见惯，于是辛弃疾壮着胆子把金牌藏起来，同时命令属下加紧赶工，破天荒地只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新军营的营建工作。他自己则连夜书写请罪折子，将湖南专营酒品的收入和建军过程中花费的款项一一列明，恭请皇帝检视。赵昚这才将疑虑搁置，放心地批准了新军的建制。
每支地方军队都拥有自己的名号，辛弃疾的这支也不例外：他亲自给新军命名“湖南飞虎军”，希望这支奇兵能像插翅猛虎一般，戍守湖南，抵御外侮。
可以说，辛弃疾为这支部队费尽心血：飞虎军中有500 骑兵，但湖南本地不产军马，辛弃疾便从广西买来500 匹健马供骑兵使用；为保证军马供应，他又奏请朝廷，允许广西每年为飞虎军代买50 匹军马。赵昚和枢密院担心地方势大，想直接从临安禁军中调派将领往飞虎军任职。辛弃疾苦苦上书劝阻，终于使赵昚同意直接在飞虎军中选拔将官。在他的悉心关怀下，飞虎军规模迅速升级，年内就形成了战斗力。辛弃疾亲自提点，号令严谨，赏罚分明，飞虎军与湖南屯军截然相反，深受百姓们拥戴。在他的影响和指挥下，飞虎军也逐渐养成纪律严明、英勇敢战的作风，威名甚至一度传入金国，被金人惊惧地称为“虎儿军”。
然而遗憾的是，命运此时再次出现拐点：宋孝宗淳熙七年冬季，江南等地出现大范围旱灾，农田颗粒无收，饥民充塞官道，隐隐竟有星火燎原之势。
鉴于辛弃疾之前在湖南成功赈济，朝廷命他重新出任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旨到之日，即刻前往江西救灾。
当然，赵昚不是不念旧情的人。看在往日辛弃疾忠心为国的份儿上，他又在任命上加了一个右文殿修撰的授职，权当承认辛弃疾是士大夫一员，而非匹马来投的“归正人”。
他不知道的是，调任相对富庶的江西，并没能让辛弃疾有半点兴奋：多年来辗转为官的生活，损耗的不只是躯体的健康，还有心中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从起兵抗金到今天的飞虎军统帅，一晃眼便花去了20 余年光阴。其间他不断地上奏，只求皇帝和朝廷能够稍稍重视一下北伐光复，得到的不是冷漠不理就是拒绝，而后则是纷至沓来的委任状。辛弃疾并非不想当官，也不愿漠视治下的百姓，但是，他干事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仕途，更不是做皇帝和朝臣眼中的“封疆大吏”！从南归的第一天起，他就笃定地盼望着大宋的军队能够越过黄河，杀尽金贼，将那些被奴役的汉人百姓解救出来。祖父辛赞的尸骨还掩埋在山东的土壤下，这个将自己辛苦养大的老人，是多么地希望自己的墓碑能刻上“大宋”两个字啊！
辛弃疾依然记得，当他带领家小、骑马走出潭州城时的情景：阴霾密布，天空飘下冷冰冰的雨雪，上千飞虎军将士默然垂首在道路两旁，眼睁睁看着带给他们一切的辛帅离开。百姓们在士兵背后左推右搡，争着想要目送辛帅离去。
一些情绪激动的百姓甚至冲过阻拦，不顾泥水跪倒在马前，乞求辛弃疾不要抛弃他们。只因他们害怕，辛帅一走，继任的官员会像以往那样对他们百般盘剥，让湖南重回那段黑暗、痛苦的过去。可君命难违，辛弃疾又有什么办法呢？纵然他胸怀普天的志向，可仍旧是皇帝赵昚座下的一员官吏，他能做的只有安然接受来自最高层的决断。
直到把潭州城远远地留在身后背景中，辛弃疾才停住了前行的脚步，跳下马来，望着眼前官道曲折的山林嗟然长叹。
“流徙数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十几天后，辛弃疾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江西。
江西的灾荒其实并不棘手，只是因为旱灾来得太突然，灾民数量又大大超出官府的估计，因此应对不当，导致仓中存米难以应付。很快，辛弃疾的几道赈灾令就缓解了灾情。
临安深宫里的赵昚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知人善任，于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七月，以救荒有功为名，将辛弃疾的右文殿修撰晋升为奉议郎。
待十一月救荒工作结束，赵昚又改任辛弃疾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
看着皇帝流水账似的调令，辛弃疾已经领悟到：赵昚根本没有看过自己苦心琢磨出的《九议》，否则绝无理由看不明白“久任”的意思；即便赵眘看了，也并未往心里去。皇帝依然没有认同他。
既然君心如此，自己又有什么说的呢？至于下一站在哪里，辛弃疾已经无所谓了。
也许是天意戏弄有志之人吧，两浙提刑官的官袍尚没有做好，又有一个人阻住了辛弃疾的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