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王朝历史人物
皇帝尊称“万岁”之谜
我们常在电视上看见大臣称颂皇帝时大呼“万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万岁”一词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万岁”是皇帝的专有称谓，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将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据说北宋大臣寇准出行，途中遇到一个精神病患者“迎马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上书告发，结果寇准被罢去了同知枢密院事的职位，降至青州任知州。就连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也只敢以“九千岁”自居。可见“万岁”这一称谓是被“万岁爷”独占的，一般人是绝对不能使用这个称谓的。那么“万岁”何时用作皇帝的专称的呢?
根据学者的考证，“万岁”这个词本来不是皇帝专用的。很久以前“万岁”只是表示人们内心喜悦和庆贺的欢呼语。在西周、春秋时，人们常用“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作为颂词和祝福语，传递喜悦与彼此间的祝福。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这里的“万寿无疆”，就是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上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此外，西周金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字，如“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那时也不是用于对天子的赞颂，表示的只是传之子孙后代之意。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这些颂词、祝福语发展和简化成“万岁”一词。战国时期，人们还在频繁地使用“万岁”一词。“万岁”还没有成为身份的象征。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都在使用它。而且这时“万岁”一词在不同场合还有不同的意思。这～时期，“万岁”有一种意思，即作为“死”的讳称。如《战国策》载，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日：“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据史书上记载，孟尝君曾派门下食客冯谖，前往封邑薛(今山东滕州南)收取债息。但有些贫民实在无力还息，于是冯谖便自作主张，“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可见那时的“万岁”只是一种欢呼语。
那么，“万岁”一词究竟在什么时候归帝王专用呢?史学界意见并不一致，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到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国君时时常呼“万岁”，但这时还不是皇帝唯一称呼。如汉朝礼仪规定，对皇太子亦可称万岁。当时皇族中还有以“万岁”为名的，汉和帝的弟弟就叫“刘万岁”。从汉到唐，人臣称“万岁”的事例，也是不绝于书。到了宋朝，皇帝才真正的不许称他人为“万岁”。
目前多数人认为属于皇帝的“万岁”，始于汉高祖。刘邦本来不过是一介贫民莽夫，当登上皇帝宝座后，总觉得应该用一种方式来标榜自己的功德和地位。名臣叔孙通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揣摩到了刘邦的心理，一天，在早朝上，叔孙通就说： “皇上，我有事要奏。我认为必须制定一套御用礼仪制度，否则不利于维持天子的尊严。”刘邦十分高兴，连忙问他有些什么想法。叔孙通慢条斯理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刘邦，其中有一条认为，皂帝是天的儿子，能当皇帝的人都是有天命指派的，所以，汉高祖刘邦临朝时，人们应该一起高呼“万岁”，表示对自己的祝循和敬畏。并且“万岁”应该成为皇帝的专称，一般人不能再用，因为只有皇上才有资格活上万年而不朽。刘邦马上就同意了这套礼仪制度的推行。以后，每次早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朝廷上下显得井然有序，连刘邦也感到十分快意：“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以上的说法可以看出，“万岁”的专称是从刘邦开始延续下去，并和一整套朝廷礼仪连在一起的。这套礼仪被后世不断补充、修订，越来越完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万岁”才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的。据说，有一次，汉武帝出外巡游，来到雄伟巍峨的华山，爬到山顶后，一行人在一个庙前休息，突然传来有一种苍老凝重的声音连喊了三声：“万岁!万岁!万岁!”，随从们急忙去四处查看，却发现没有什么人，因为皇室出游的地方是不许一般人前来的。庙里的主持说：“刚才这三声万岁是山神的呼喊，是对天子的到来表示臣服啊!”汉武帝十分高兴，于是诏令天下人以后不能随便用“万岁”的称呼，只能用在皇帝身上。(《汉书》上就写着，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诏日： “朕用事华山，……在庙旁吏卒成闻呼万岁者三。”十五年后，汉武帝又旧事重提：“幸琅邪，礼日成山。……山称万岁”。汉武帝的意思是连山神、山石都得喊他万岁，臣民岂能不呼?从此，宫廷里，宝殿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既然这种称谓已为皇帝独有，其他的人若再用就是对皇帝大不敬，要受严惩的。
到宋朝，“万岁”已经绝对成为“万岁爷”的尊称了。除了皇帝，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万岁”。“万岁”之称人臣决不可染指。一般百姓如果称了“万岁”，后果更不堪设想。大臣被人误称万岁，要受降职处分，北宋大将曹利用从子曹讷，一次喝醉了酒，“令人呼万岁”，被人告发，杖责而死。
由此可见“万岁”这一称谓是逐步演化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称。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至于究竟何时“万岁”被皇帝独占，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盘庚迁都于安阳之谜
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从成汤到商纣，共传十七世，三十一个王，前后约有四百九十六年。商朝时，地域辽阔，势力最大时东到大海，南到长江流域，西达陕西西部，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商朝前期，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由此也导致外患不断，为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商朝经历了五次迁都。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从此商王朝稳定下来，因此商朝又称为殷商。然而，历史上对盘庚是不是迁到了今天的安阳殷墟却有争议。
大多数学者认为盘庚确实是迁都至今日的殷墟。《尚书．盘庚》篇对这次迁都的情况也有不少记载。商汤建国时，最早的国都是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这里处在黄河下游，经常闹水灾，灾后损失惨重，皇宫内部、王公大臣和贵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常常有内乱发生，到皇位传到能干的盘庚手里时，他决定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于是他决定再次迁都。但是迁都的过程很不顺利，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贵族的反对，盘庚只好对他们晓之以理，声称自己是“视民利用迁”，“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即他不是为了处罚那些贪图权力的人，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让商朝更加稳固才决定迁都。而对那些反对迁都的人，盘庚威胁说要将他们人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但是，还是有大多数贵族固执地不肯搬迁。盘庚坚定地表明自己立场：“我主意已定，不会再改变了。”众大臣敌不过盘庚的坚持，终于同意迁都。于是盘庚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盘庚迁殷以后，在那里重振朝纲，缓解了王室内部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衰落的商王朝又出现了一派繁荣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商朝的国都已沦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了大量古代的遗物。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北临漳河水，西依太行山，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殷指的就是今位于安阳西北郊的殷墟。在殷墟遗物中有十多万片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而且上面还刻着很难辨认的文字，记载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另外，在小屯村还发现了大最的种类繁多、制作精巧的青铜器皿和兵器，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这发现的，它高一百三十多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上面还刻有富丽堂皇的花纹，冶铜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十分高趟。而那里至今保留的宫殿宗庙建筑遗址、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所体现出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都能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专家和学者认为盘庚并不是迁都于安阳殷墟，《殷本纪》中记有“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他们认为盘庚迁回了故都所在地——商丘。成汤帝于公元前十分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亳。据《史记》记载：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于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山东曲阜，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所谓“渡河南”，就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所谓“成汤之故居”，就是指成汤建都南亳之前所居住的商丘县北部的北亳。也就是说，盘庚又回到了先商的祖先居住地——商丘。《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日殷，十五年营殷邑。”而学者们认为把盘庚所迁往的北蒙的殷，说成是今天安阳的殷墟，这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安阳没有被称北蒙和亳的说法；第二，成汤和帝喾从不曾在安阳居住和建都。所以“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所指的并不是安阳。至于在安阳小屯发现了商代出土文物和遗址，则是因为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了安阳小屯。晋代以后，由于个别史学家把北蒙的“殷”和“殷墟”混在了一起，所以后人才会误以为是安阳，以讹传讹，才有了今天的殷墟之说。
盘庚是不是迁都于殷墟，至今还没人能够下定论，有待专家学者们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史料和证据来证明。但是，不管史实如何，盘庚迁都后商朝社会的稳定和繁华显而易见，他为商朝的巩固和发展所建立的伟大功勋也是不可磨灭的。
“传国玉玺”失踪之谜
玺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在无数宝玺中秦制“传国玺”被称为天下共传的“至宝”。几千年来有关它的种种传说无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甚至在2000多年后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璧和鹿钟麟等还在追索这块“历朝相传的金镶玉玺”。
传说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得璞先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但都被认为是石块，卞和因此以欺君罪被断去左足和右足。到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痛哭于荆山下，文王命人剖璞，果得宝玉，经良工雕琢成璧，人称“和氏璧”400年后，楚相国昭阳，灭赵败魏，威王将和氏璧赏赐昭阳，后下落不明。500余年后，赵国太监缪贤偶以500金购得和氏璧，赵惠文王闻讯将璧据为己有。61年后，秦灭赵，和氏璧落入秦国。秦赢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皇帝宝玺自然要选用天下绝无仅有的宝贝。于是始皇命宰相李斯磨和氏璧作皇帝玺，并想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
刘邦率兵入咸阳，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称帝后，号日“汉传圈玺”。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莽命弟王舜索玺，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 (《汉书·元后传》)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痕。后玺归刘秀，到汉文帝时传国玺失踪。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得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三国鼎峙，玺属魏，后传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之手，从此，玺改称为“宝”。(图23)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1620余年。像这样被历朝传递1000多年的历史文物，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令人可惜的是，传国玺于五代时突然失踪。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清初，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从中钦定25方宝玺时，将这方宝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伪造的赝品。
传国之玺是怎样失踪的呢?真正的传国玺又到底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许将来终有一天人们能解开传国玺失踪的千古疑案．
孔子身世之谜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问发生着细微的差池，而给后人造成无尽的猜测、论证和遐想，也许我们在抱怨历史“不负责任”的同时，还要感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想像力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任凭自己的想像力如天马行空般地在时问隧道里穿梭，肆意地给予历史人物安插也许别人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客观的事实之上放置自己主观的看法。就像孔子，多么伟大的人物，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教育家，关于他的出身问题至今还是个谜团，学者们为此还争论得如火如荼，大概当初孔子并没有想到吧，早知如今会成为千古之谜，当初就应该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关于孔子，钱穆讲过非常精辟的话，指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子姓，孔是其氏。据《春秋》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前551)。《史记》则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庚子)。这可能是因为《公羊传》及《谷梁传》用古夏历(十月历法)，而《史记》则用鲁历，在历法的换算中发生讹误。传说孔子身材高大，头有异骨，相貌雄伟与众不同。因此，关于孔子的出生，人们提出了许多美好的想像，最著名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孔子的父亲和母亲为了能够得到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而在尼丘山上祈祷上天赐予他们可爱的儿子。充满了浪漫的神话气息的传说栩栩如生，寄托了后人对孔子无限的崇敬之情。孔父孔母的虔诚打动了上天，感受黑龙的精灵而生仲尼。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当然我们是无法考证的，但是，在史书上还真有诸如此类的记载，像东汉的郑玄所著的《礼记·檀弓正义》中就有“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另一种认为孔子的母亲在睡梦中感黑帝而生。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带有神话的色彩，有些荒诞，但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意愿的表达，的确，对于心目中的圣人，大家都希望他的出现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就像是五彩的泡泡，明知它是一个空洞的气泡，却小心呵护，因为寄托着自己的梦想。
当然对于孔子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是容貌，有人把他描写得雄伟高大，也有世俗所传鞠躬佝偻之孔子。于是“野合”、“私生子”之类的说法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有人说孔子是“野合”而生出的一个私生子和被遗弃儿，孔子乃是他的父亲叔梁纥在社日的狂欢集会中，与一个平民少女颜氏征在在尼山之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这种说法将人们头脑中的圣人完全颠覆。当然学者们对“野合”说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对于现代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奇怪之事。但在上古礼俗中，“野合”乃是一种重要的与宗教有关的礼俗活动。野合与春秋“社祭”有关，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那时人们认为，通过“野合”，可以促进农事的播种和丰收。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从母居住于母亲家族中。是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春秋时，特别是存留殷商文化传统的一些邦国中，仍有母系制度的遗俗。从母居并不被认为奇怪。孔丘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贫穷与卑贱中走过来的。
孔母颜氏征在出身于贫家，但她却是一个十分坚强颇有傲骨的女性。她没有把关于孔子生父是孔纥这一身世告诉孔子。当孔子三岁时，孔纥即已去世。当孔子17岁时，其母颜氏也去世。起先，颜氏被作为一个穷妇草率地埋葬，但是，一个与颜氏为邻的车夫的母亲向孔子透露了关于其生父及显赫家世的背景，并告诉他孔父及孔氏家族的墓地在防。孔子之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防邑大夫，故名“防叔”。知道这个消息后，正在血气方刚之年的17岁孔子干出了一件极其勇敢的事情。他不仅到防地找到了父亲家族的墓地，而且公然向世俗和孔纥的遗族挑战——掘开了父亲的坟墓，而将自己那位身世微贱的母亲与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学者们还从孔子的言论中发掘蛛丝马迹，他们提出孔子晚年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因此有人认为连孔子都自居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
也许对于孔子的身世寄托着太多的谜，也寄托着太多的个人色彩，所以才有了赞颂之极的祈祷梦生之说，也才有了贬鄙之极的野合说。
“阿房宫”之谜
秦始皇建立了庞大的秦朝帝国，为了树立皇帝的至高权威，于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峻法严刑。极端残暴的统治搞得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时，每灭一国，就命人把该国宫殿绘制图样，在咸阳仿造。统一后，他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承谷关(今河南灵宝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秦始皇身边的侏儒优旃爱开玩笑，他说：“好极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有强盗从东方来进犯，让麋鹿出动就能把他们顶跑了。”秦始皇听后大笑，这才作罢。他虽然没有扩建这一苑囿，却到处建造离宫别馆，仅首都咸阳四周200里内就有宫殿270座，关中有行宫300，关外400多。
在秦始皇兴修的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究竟有多大是难以确估的。据载，阿房宫殿堂，东西宽500步(秦制6尺为一步)，南北长刃丈，殿内可以容纳一万人。殿前建立5丈高的旗杆，宫前立有12尊铜人，各重24万斤。以磁石为门．有怀刃隐甲的人人宫，即被吸止。周围建阁道连通各宫室，其阁道又依地势上达南山(今陕西西安南)。在南山顶，建一宫阙，作为阿房宫的大门，又造复道，从阿房宫通达渭水北岸，连接咸阳，以此象征天极紫宫后十七星横越云汉，达于宫室(二十八宿之一)的天庭。
为修建这一庞大的宫殿，秦始皇下令征调隐宫(施宫刑之所。宫刑畏风，须入隐室，故名)罪人与刑徒70余万，分工劳作(其中一部分被派往修骊山陵墓)，北山(今陕西礼泉、泾阳、三原与淳化境内)石料，蜀楚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作建筑用。
阿房宫建制占地的范围，从咸阳以东到临潼，以西至于雍(今陕西风翔南)，以南抵于终南山，以北达于咸阳北坂，纵横300余里。此外，从咸阳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南)以西，有朝宫300余所，函谷关以东400余所。众多的宫殿一律施以雕刻，涂以丹青，五光十色，五彩斑澜，极其富丽堂皇，气势也很雄伟。
阿房宫耗资极大，劳民伤财。到秦始皇死时，宫殿仍尚未落成，秦二世继续营建。
秦二世深居禁中，他想，先帝以为咸阳的朝廷小，所以营建阿房宫，前殿还未竣工，正赶上先帝驾崩，只好停工，抽掉人力去骊日山复土，现在骊山复土工程完毕，若不继续营建阿房宫，不就等于宣布先帝兴建工程是错误的吗?于是下令开工营建阿房宫，并继续修筑直道、驰道、骊山墓和各项土木工程。又调征5万精兵屯卫咸阳，演习射猎。命各地郡县向咸阳转运粮草，转运者自带食物，不得食用咸阳300里内的谷物。赋敛日趋沉重，徭役越来越多，这样肆无忌惮的狂征滥调，民力枯竭，渐渐地就使国家到了无人可征的程度。
不久后秦朝灭亡，到楚汉战争，项羽人关，火烧秦宫室，大火一连烧了100天不熄灭，阿房宫随之化为灰烬。阿房宫这组秦朝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从陆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仅是遗址及遗憾。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专家认为，历史上有关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的记载是不准确的。据考古队介绍，一年时间里，考古人员勘探的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也有1000平方米，但是发现的红烧土只有少量的几块。如果说是大面积的火烧三个月(此为史料所载)的话，红烧土应该遍地都是。除了红烧土外，还应有大量草木灰。
那么史书上记载的项羽烧的是什么宫殿呢?有人认为：“项羽火烧的是秦成阳宫。”而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的说法，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是对古文献的错误理解。他们说，《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的项羽在成阳屠杀民众，“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里所说火烧秦朝宫室的地点在成阳。《史记》中其他各篇更明确地说火烧秦朝宫殿的地点是成阳。《高祖本纪》说项羽“屠烧成阳秦宫室”，《秦始皇本纪》也说项羽“遂屠成阳，烧其宫室”。成阳是秦朝首都，所烧毁的也是首都宫殿，根本不是秦朝时地处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这从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秦成阳宫遗址曾发现大片的红烧土遗迹。
阿房宫并非毁于大火，那么到底毁于什么?
有人说，阿房宫其实并没有想象的庞大，它是个未完成的工程，虽然秦始皇有意把它修建为庞大的宫殿群，但他还未来得及修好就死了。考古人员在一年多的前殿遗址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一枚当时建房普遍使用的秦代瓦当及其碎片。这说明当时阿房宫主体建筑没有封顶，他们分析说，“阿房宫可能是基础打好了，但宫殿没有完全盖好”。当时修建阿房宫不到一年多，秦始皇就死了，劳动力被拉去修秦陵墓，陵墓没修完，秦二世就垮台了，阿房宫的活也就没完工。这次考古发掘没有找到封顶的东西也是一个佐证。既然阿房宫只是个宏大的规划，基本上没有建造，那么阿房宫不见了就很好解释了，不存在被毁的问题。
不过大多数人认为，阿房宫即使可能没完成，但必定已经初具规模，有众多的建筑了。至于这些建筑如果不是被项羽烧的，那么如何毁坏这一问题仍是个千古谜，有待将来破解。
徐福东渡曰本之谜
徐福去过蓬莱仙岛吗?“蓬莱”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三千名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得名。自唐开元年始，它就被命名为“蓬莱乡”，风景秀丽，有“海上仙境’’的美称。据说秦始皇十分憧憬得到服后可以成仙的仙草“养神芝”，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庚。于是授命徐福东渡为他寻找不老仙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注明徐福是个读书人，除了读儒书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关于阴阳五行、修真炼丹等方面的书籍。他交游非常广泛，当时和齐国的侯生、燕国的卢生交情甚好。
然而，历史上对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方却有争论，有人说去了日本，有人说去了南洋，也有人说到了美洲，更有人说到了海南岛。这当中，呼声最高的是说徐福当年东渡去了日本。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最有权威性的两部史书，这两本史书中都有记载徐福东渡日本，其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此外，五代后周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帖》中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日秦民。，’证明徐福东渡地是日本。而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文集等都有相似的记载，他们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还提到了日本的徐福祠。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中国历史上的壮举，秦始皇派徐福三次东渡求仙药，徐福求药不成，却把秦帝国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还有冶炼、农耕、建筑、医药、文字、货币、宗教、武术、服饰、瓷器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带了一批谷物种子粮食等，对于开发、发展日本的生产力的影响十分有利，三千人繁衍生息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此，日本也有大量的史志记载：《富士古文书》：“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取不老长寿药，因以居也。”《国文通考》有如下记述：“今熊野附近有地日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颇具说服力的是，当时徐福的东渡出发点千童镇有一项名闻遐迩的民间文艺活动“信子”，在偌大中国是独此一家，而在日本也有，只是名叫“尸子”；而现在仍保留有徐福墓、徐福祠的日本新宫市，至今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此外，还有人根据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往来，海船的营造规模和古文物发掘，推测了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路线。
徐福在日本的地位很高，从九州到本州的二十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同类遗迹往往重复地见于多处地点，并且长期以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尤其日本各地民众，称徐福为“王”，并尊他为“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在日本的佐贺、新宫、富士吉田这三个地方，祭祀徐福不仅是当地民众的重要信仰，而且已发展成重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参加徐福祭祀和纪念活动的，不仅有工、商、学、军和各界著名人士及民众，还有政界官员等。
徐福出海并东渡日本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历来为中日学界所重视。中外文献对徐福航海并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都给予肯定性评价。
但是有些中日学者也对徐福东渡日本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后，中国人为了逃避秦始皇的暴政，大量移民日本，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徐福及其率领的童男童女们；徐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谂。还有学者认为新宫市的徐福墓和其他遗迹都是后人伪造的。有的日本学者还做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由于汉唐以后，日本和尚常到中国散布徐福的故事，被人不辨真伪地记入书中，发展到后来，人们就对这样的传说深信不疑了。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当是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
迷雾茫茫，徐福东渡究竟是不是去了日本，至今仍然是一个解答不出的谜。
玄奘西天取经之谜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9币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十七年，亲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占中国的西域传人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绰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赏。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一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I(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问，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渎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闯(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出无罗又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闻。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