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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8 16:31作者:曹利民

明宫“红丸案”之谜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

这“红丸”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为丸,药成。

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了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红丸案”。

事情是这样的:

万历末年,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定。于是,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8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

可是,他并不节制自己,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宿腹泻30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

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

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

东林党人马上强调,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名声……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躺在病榻上,似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甚动静。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九,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朱常洛才即位30天,年号还没来得及制定呢!

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红色药丸是不是“红丸”?

它到底是什么药?

为什么在皇帝病重之时,进这种丸药?

崔文升和李可灼怎么这么大胆?

崔和李有没有幕后指使者?

明末宫廷内党派斗争激烈,“红丸”一案,引起了党派的更加尖锐的矛盾。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

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还有人认为,拿**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进药?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须静养,怎么还用这虎狼之药?由此推断,李可灼必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一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崔该杀!崔的幕后指使也该追查!

另外,李可灼是首辅方以哲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以哲。方以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可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还特别多。方以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许多大臣为他开脱,也难了断。

最后,一位刚人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炉上书才平复了众议。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算了结了。

可是,“红丸”案还有余波。

天启年问,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以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

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简直是祸国殃民,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

李自成出家之谜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白成,万历三十四年(1600)出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字鸿基。他有勇有谋,大仁大义。天启六年,李白成到银川当驿卒,苦练骑射,成为了一名英勇善战的士兵。

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白成打听到“闯王”高迎祥在米脂领导一支队伍起义,就决心投奔他,高迎祥对李自成来投奔他自然感到非常高兴,让他当了一个队的将官,大家开始叫李自成为闯将。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同年,李白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终于推翻了昏庸无道、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后来因为没有提防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李白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致使清军胜利人关,李自成迫于无奈,只好领兵退出北京城,途经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于是,李自成北京败退后到底归宿何处,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三百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关于李自成的归宿,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死于通城九宫山;二、死于黔阳罗公山;三、死于辰州九宫山;四、死于通山九宫山;五、死于石门夹山;六、死于广西峡山。在这几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影响较大,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和湖南石门夹山为僧两说。

言李白成兵败后逃到夹山石门为僧,老死在夹山灵泉寺这一说法流传极广。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据清乾隆年间的《澧州志林》所收澧州何磷的《李自成传》一文中称,李自成兵败后,一个人逃到了石门的夹山寺当了和尚,法名是“奉天玉和尚”。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古刹。据文献记载,何磷曾经到夹山考察,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的老和尚,他告诉何磷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奉天玉和尚的画像。这张画像“肖似史书所记李白成的模样”。1981年,在石门夹山还发现了传系李自成所作的《梅花百韵》木刻版,又从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了骨灰和砖刻《塔铭》,墓葬中,其弟子野拂所撰写的碑文以及有关的文物与何磷文中所说相印证,据考察,“野拂”就是李白成的亲侄儿李过,由此可证,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白成。在夹山还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以及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和铜制熏炉等。此外,李白成率领的大顺兵余部盘踞澧阳六七年,竟然没有另外推选一名统一指挥首领,也可以佐证李自成在夹山为僧。

持夹山说的另一依据是,李白成去当和尚,是为情势所迫,是为了联明抗清。当时,李白成率领的大顺军的主要敌人,已不是明代统治者,而是清代统治者。联合其他力量抗清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可以联合抗清的,只有湖南何腾蛟拥立的唐王朱聿键部,但与何腾蛟谈判,部队必须交给他指挥,而何腾蛟是唐}的臣子,李自成则是皇帝,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况且,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他是清王朝、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于是,李自成只好用缓兵之计,采取假死、隐居为僧的做法,一方面,让李过与何腾蛟联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共同抗清;另~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大敌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可东山再起。另外还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可以成为李自成‘‘禅隐之说”的佐证。

然而,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禅隐之说”纯粹属于子虚乌有,李自成最后葬身于湖北省东南部的通山县九宫山。九宫山以西数十里外的牛迹岭,是他的墓地。最早记载李自成死于九I宫山的是清朝靖远大将军阿齐格的奏报以及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奏报上说,李自成身受重伤,带着仅剩的亲信约20人,逃人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杀身亡。还有的记载说,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李自成东征途中转战到江南,与清军大战一场,士气大损,后逃到湖北,躲在山上的一个黄士洞里,但没想到反而落人了别人的圈套,被程九伯的手下包围,最后战死。如今九宫山闯王陵墓的马蹬遗物形制特殊,还刻有永昌年号,可以确认为闯王遗留下来的。

此外,史料中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证明李自成的确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如《湖北巡按马兆奎揭贴》和《荆州总兵郑四维揭贴》等材料巾,明确指出“闯逆已除”。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公布李自成的死讯后,史料中再也没有出现李自成活动的记载,而在《明史·堵胤锡传》中,李过称李自成为“先帝”,也很能说明李白成已经过世了。

李闯王究竟终于何地,以及因何而死,各种记载和传说扑朔迷离,至今尚无定论,悬案依然未决。

顺治皇帝出家之谜

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

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补破衲。

这是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因其爱妃董鄂妃去世,悲痛欲绝,看破红尘,遁入五台山落发为僧前,写的一首诗。

堂堂大清皇帝,怎么会为一个妃子出家当和尚呢?人们不明真相,纷纷猜测。

事情得先从董鄂妃说起。

董鄂妃复姓董鄂,她的父亲董鄂顺,满州正白旗人,是一个有二品世职的男爵。她大约14岁时,被选人宫,配给了顺治的十一弟襄亲王博果尔。当时,清廷有个制度规定,宗室及亲王府中的贵妇人必须轮流人宫侍奉后妃。董鄂妃作为弟媳,自然也不例外。不料,竟被顺治一眼看中,闹出一场绯闻来。

原来,顺治的皇后和妃子都是太后的侄女。顺治不满意她们,根本没有感情,形同陌路。这次,和董鄂妃一见钟情,使他从孤寂愁苦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一下子燃烧在忘我的恋情中了。据说,襄亲王申斥了董鄂妃,顺治竟因此狠狠地掴了他一个耳光。不久,襄亲王因羞愤而死。顺治遂把董鄂妃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自小登基之后,名为皇帝,实不掌权。先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摄政,后有刚毅多谋的母后临朝称制,因此,形成了喜怒无常、骄顽暴烈的脾性。而董鄂妃的贤良温驯、知书达理,似乎“以柔克刚”,二人竞情投意合,恩爱非常。顺治多次要废弃皇后,立她为后。第二年,她为顺治生下了第四子,乐颠颠的顺治帝把他称为“第一子”,并规定这个儿子为皇太子。为此,董鄂妃遭到了皇太后和皇后的敌视。过了三个月,这个太子夭折了,董鄂妃更受到皇太后的迫害,心情抑郁。不出三年,她也“忧劳成疾”而死。顺治先是失去爱子,后又痛失爱妻,巨大的悲痛和愤懑,使他动用皇权,下了一道超乎寻常的旨意:他下令全国为他的亡妇服丧。百姓三日,官吏一月。同时命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的公主、王妃、命妇齐集景远门外哭灵,对哭得不动情的严惩不贷。

之后,顺治又下令追封董鄂妃为“孝敬皇后”,并在用怎样的谥号上,同大臣们计较不休,直到把谥号增加到14个字——“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才肯罢休。

至此,顺治心灰意冷悲愤交集,无心再理朝政。终于在半年之后,看破红尘,遁人空门。人们普遍认为,顺治帝情缘断绝之目,正是佛缘缔造之时,并有文证、事证、物证在。

“文证”是说顺治的儿子康熙。曾四次上五台山,目的就是探视他出家的父亲。顺治死后,康熙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又到清凉境,埠岩卷复重。

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

膏雨随芳节,寒霜惜火时。

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

“事证”是说,顺治生前信佛,爱佛入迷。曾请浙江报恩寺主持玉林磅入宫,为自己取法名“行痴”,并制了个“痴道人”玺章。董鄂妃死后,他无比哀痛。10月的一天,他强令他的佛门师兄茆溪森给他落发为僧。其实,这之前已正式当了18天和尚了。师父玉林磅赶来一看,让皇帝当和尚,天下不容。祸闯大了。于是,把茆溪森架上柴堆,要施以火刑。顺治心知不怨茆溪森,不忍加害于人,只得答应蓄发还俗。并用一个太监替他出家,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物证”是说,康熙年问,两宫西狩,路经晋北,地方供给不了御用器皿,只得去五台山求借。借来的器物精致非常,非民间所有。人们认为,这肯定是当年顺治所用之物。

综上所述,认为顺治后来的确出了家,当了和尚。

令人称奇的是,还有病死一说,给“出家”说划了一个问号。

《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载:

顺治十八年元旦,朝臣应援旧例庆贺朝见,朝廷突然下令朝臣免见。然而,顺治却在养心殿破例地召见了他,并赐座、赐茶。

第二天,他再次进宫,顺治与他进行了长谈,直到晚上才出宫。

初三日,顺治又在养心殿召见了他,并破例让他坐在龙**,两人说话多时……

很多专家认为,这三天的密谈,肯定是绝密的大事。按说“立储”是件大事,但此时的顺治才24岁,身体康健,何必为“立储”而如此紧急磋商?

初六日夜,他又被顺治召人养心殿,顺治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他三拟诏书,顺治三次过目、钦点,直至第二日中午才算定稿。晚上顺治去世了。

此集的作者王熙,是顺治最宠信的汉族大臣,他亲临亲见,应该是可靠的。但是他也曾说三次面君的内容关系重大,不敢在书中披露。

《青碉集》记载,正月初二,皇帝曾到悯忠寺观看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仪式,初四九卿大臣到皇宫问安,方知顺治帝染病,初五,早朝的大臣们发现宫廷有些异样,庆祝春节的对联、门神已全部撤掉,整个皇宫笼罩在一派肃杀、惨淡的气氛之中。初七晚,朝廷下大赦令,刑狱囚犯几尽一空,同时传令民问不要炒豆,不要点灯,不要泼水——这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 ,

顺治死后,继位者的选择是已经出过天花的康熙。这一切记载都表明顺治确实死于天花。然而,这可不可能是顺治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呢?

把“病死”和“出家”结合起来分析,应该是这样的吧:

顺治从小处于皇太后和多尔衮的重压之下,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不幸的婚姻给他带来无尽烦恼,而昙花一现的爱情给他带来极大的喜悦,然而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哀怨,他的出家是完全可能的。

在清东陵中的孝陵是顺治帝的陵寝,可是这里埋藏的不是顺治的棺木,而是一个骨灰罐!为什么和其他帝王的陵墓不同呢?

孝庄太后的改嫁之谜

孝庄太后,一个来自茫茫草原的充满野性的女人,一个征服了两个雄霸天下的男人的神奇的女人,一个站在政治的刀锋浪尖开辟帝国基业的聪慧的女人,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清朝三百年历史长河中,疑案层出不穷,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引起的争议最多。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博尔济吉特氏由兄长吴克善专程护送,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博尔济吉特氏被册封为庄妃,册文上写着:“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日:自开辟以来,有英运之主,必有广胤之妃,然锡册命而定名分,诚圣帝明王之首重也。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联登大宝,爱做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崇德八年,皇太极病逝,庄妃6岁的儿子福临在多尔衮的拥立下登基,尊庄妃为皇太后。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学家关注的是明代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多尔衮于顺冶五年已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皇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主张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从多尔衮的“皇父”称谓就可得知太后下嫁于多尔衮,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自称为“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当时,多尔衮在朝中的权势十分之大,.加上他早就对孝庄皇后痴迷已久,朝中一些巴结他的人就提出让皇太后下嫁,另外,这样也正好可以控制顺治帝。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福临也碍于多尔衮的权势勉强同意。就这样,太后正式下嫁多尔衮为妻。太后下嫁一事,折射出了顺治帝和孝庄皇后这对孤儿寡母当时尴尬险恶的政治处境。清末还发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顺治遗诏”,诏书所记如果属实,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

另外,也有人说太后下嫁是因为皇太极晏驾后,清贵族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到底由谁继承王位引起极大的争议,当时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豪格势力相当,争抢王位,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就在这时,当时还是妃子的孝庄文皇后找多尔衮商议,提出让多尔衮拥福临即位,条件是让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同意拥福临为王。然而福临年仅6岁就继位,还是一个只知玩耍的顽童。睿亲王多尔衮执掌朝中军政大权,他手握重兵,是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可能。人们认为,孝庄是为了保住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利用多尔衮对她的痴迷,与他做了一次权色交易,委身下嫁于多尔衮。

还有人认为,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向来就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嫂的风俗,即使有下嫁之事,也不违背伦理道德。IH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因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习以为常的事。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正当盛年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太后下嫁一说实有其事。

然而,否认太后一F嫁的史学专家和学者也不在少数。老一辈清吏学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论据,一反驳。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元老,素来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并不可信;而且,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不足为据。孟森先生还提出,对“太后下嫁’’的故事,虽然野史中记载很多,但在《清史稿》中并没有提到。从事实来看,孝庄皇后死后,清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这期间,大清诸朝对她尊崇备至,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在陵寝祭祀方面也把其放在首位,如果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清皇朝岂不是自取其辱?然而,孟森先生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读过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后,就曾致书诘难。

究竟有没有太后下嫁一事,应该说这仍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不过不管史实究竟如何,都不会影响孝庄皇后作为一位神奇而杰出的女性的历史地位。

雍正皇帝嗣位之谜

康熙帝驾崩后,皇四子胤稹即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是怎样即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十四子,而胤祯串通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于”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有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临死前。宣召十四子改成宣召四子;还有的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祯为继承人,如此等等。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使之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第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谋父篡位。原因其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十四子胤褪,这可以从康熙让胤褪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谁属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选择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褪的任命是提高他的威信,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其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其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能将“十”改成“于”字。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在雍正篡位问题。因为,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的,用满文宣读,不可能篡改。二、隆科多与雍正原非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关于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出于政敌的中伤。三、皇十四子胤褪若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四、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病危时,又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到御榻前说:“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五、胤祯是在诸皇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继皇帝位的,捷足先登不能叫“篡立”。

第三种观点认为,康熙原要在胤褪和胤祯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选定了胤稹。胤褪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的皇太子之一,但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祯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予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皇子之冠。康熙还多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他还十分喜欢胤祯之子弘历,称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传位于十四子胤褪,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叫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袁世凯“告密”之谜

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清朝的统治即将走向灭亡,为了挽救爱新觉罗家的天下,年轻并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在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最悲惨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目的103天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命令,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在政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人最为活跃,他就是袁世凯,他与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以告密的行动把自己的舵转向了慈禧太后,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究竟袁世凯有没有告密,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确实很信任袁世凯,把袁世凯看作是他们的一员。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联系的确很密切。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就与维新派核心人物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公开上书以后,当时的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他觉得康有为的公开上书切中时弊,也曾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法事宜,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十分接近。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都不予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袁世凯积极参加强学会,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等为袁世凯设酒饯行,认为袁世凯是和他志向相同的人。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后,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慈禧太后政变时发生了很大的蛮化。

对维新派的态度,清朝廷内部存在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1898年8月3日,光绪皇帝的又一个密诏送到康有为手里,密诏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康有为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着皇帝的密诏,痛哭一场后,决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他们商议把实行兵变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夜,谭嗣同秘密赶到袁世凯的驻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答应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囚禁或杀掉慈禧太后。此后事情的发展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另一面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守旧派。他用假话支走了谭嗣同。8月5日,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汇报。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了变法六君子,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

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消极的,是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戊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那时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康有为等要劫持她。传统说法的依据是袁世凯所写的《戊戌日记》,在这些日记中,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反对传统说法的人认为,袁世凯在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他夸大自己告密的主动性,无非是向慈禧太后表示他对大清王朝的一片忠心。而且日记中明显存在着许多疑点:维新派包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为什么第二天不在北京告密,而要绕远到天津找荣禄告密呢?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如果真是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么慈禧太后的上谕中为什么不指名捕拿谭嗣同?告谭嗣同企图说服自己兵变囚禁慈禧太后,这可是袁世凯邀功请赏最好的砝码……事情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袁世凯8月5日返回天津,第二天在荣禄处谈事,恰逢一个名叫杨崇伊的人从北京到了荣禄府上,向荣禄禀告了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在场的袁世凯一听吓坏了,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去法华寺,同其密谋兵变之谋。于是就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攻颐和园、杀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盘托出,并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这是他的保命之计。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态扩大,并不经审讯把六君子给处决了。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全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守旧派宽容,而且受到重用。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因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这个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王国维自杀之谜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弃世。王国维此举令海内外学术界极为震惊。因何自沉?几十年来依然是不解之谜。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猎词曲、古文字、古器物、殷商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考据等等,造诣独到,成绩斐然。

对于王国维自杀原因,亲属始终讳莫如深,但从其所留遗书可以觅得蛛丝马迹,至少说明王国维之死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便求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却不见王国维。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徘徊多时。大家又到鱼藻轩去找,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 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去多时的王国维。

家人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一开头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看来早已下定必死决心。那么这里的“世变’’及“再辱”是何所指呢?

王国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君思想根深蒂固。1923年,他被罗振玉引荐,当了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担任“文学侍从”,还被加恩赏给五品衔,允准他在紫禁城骑马。出身寒微的王国维对清廷对他的知遇之恩感铭肺腑。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废帝溥仪赶出北京,王国维当时就想跳进神武门御河“以身殉国”。可见其思想深处早有“殉清”打算。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势如破竹,湖南豪绅叶德辉被国民革命军镇压,使得王国维生出兔死狐悲之感。

“义无再辱”显然跟王国维前清遗老观念有关。有人猜测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人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人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变革之际。王国维身历动**岁月,虽潜心学术,但早有“避乱移居之思”。分析王国维自杀心态,梁启超、曹云祥、罗振玉、吴宓等认为他是以此“殉清”。支持此说者更提出: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代他们溥仪送上一份“遗折”,令溥仪十分感动,发上谕谥忠悫。若非“殉清”何来此厚待?

但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逼债有关。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此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王因无法向绍英交差,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怨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但反对意见认为,王国维每月有400块银元的收入,不至于因债主逼债而走上绝路。何况,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送了1000块银元为其办丧事,并在半年内出了四集《海宁王忠悫公遗著》。看来,两人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陈寅恪先生在评价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看来,这是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对其死因的诠释。

尽管数十年来对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为清殉节,还是内外交困,还是惊惧而死,都表现丁王国维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时代找不到出路,难以自处,无法解脱,愤而弃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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