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子“兼爱”
墨子，姓墨名翟，战国初鲁国人，墨子曾骄傲地承认自己是“贱人”，墨子所创立的溶政治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学术流派——墨家学派，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在思想界有很大影响，时称“儒墨显学”。
墨子之所以反对战争，是因为他“非攻”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基础，就是他的“兼爱”学说，可以说“兼爱”是整个墨子学说的核心。
墨子认为，国家之间的攻伐、家庭之间的篡乱、人们之间的互相残害、君臣之间的不惠忠、父子之间的不慈孝、兄弟之间的不和睦，都是由于人们自私自利、“不相爱”。为此，他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泛爱众”的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一种推己及人的“兼爱”学说。孔子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仁”，而墨子认为兼爱就是“仁”。
“兼爱”既是推己及人式的，因此其基本原则就是“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用《诗经》的话来说，就是“无言不售，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因此，他要求人们对待别的国家，要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别人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只要“天下之人皆相爱”，那么强的就不会凌弱，多数就不会压倒少数，富的就不会轻慢贫穷，贵的就不会鄙视贱人，奸诈的就不会欺骗愚蠢人，天下的一切祸患怨恨，都可以由此止息了。
“兼爱”的实际内容就是“交相利”，“爱人”就是“利人”。墨子反对损人利己和不劳而获之人，要求尊重和维护生产者的财产私有权，反对侵犯私有权，这些思想都可能与他出身小生产之家有关。
由于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即用无差别的爱去代替“爱有差等”、“亲亲有术(杀，差等)”，这就与主张“爱有差等”的儒家发生了矛盾。
当时有个叫巫马子的儒家信徒，是墨子的同乡，他常与墨子辩论。巫马子不赞成墨子的兼爱说，嘲讽地批评墨子说：“我和你不同，我不能兼爱。我爱相邻的邹人胜过那遥远的越人；爱自己的鲁国人胜过爱相邻的邹人；爱自己的同乡人又胜过爱鲁人；而爱家里人又胜过爱同乡人；爱父母又胜过爱家里人；爱我自己又胜过爱父母。因为他们离我越来越近。打我，我感到痛。打别人，则痛不在我。我为什么不设法去掉自己的痛苦，而要设法去掉别人的痛苦?所以我只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人，决不能为别人的利益而杀我。”
墨子先不忙反驳，只是问了一个与此似乎不相关连的问题，他问巫马子：“你这种想法，打算是私下藏在心里呢，还是要告诉别人?”
巫马子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藏在心里?我当然要告诉别人。”
墨子这才用归谬法推论巫马子的话来反驳，他说：“照你的说法，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别人。如果有一个人听信你这句话，并按此去做，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如果有十个人听信你的话，就会有十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如果天下的人都信你的话，天下的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杀你。反之，如果有一个人不相信你的话，他就要杀掉你，因为你是散布恶言的人啊!如果有十个人不相信你的话，就会有十个人杀你。如果天下之人都不相信你的话，那么天下之人都会杀你，因为你是散布恶言的人啊!总之，听信你的话的人要杀你，不听信你的话的人也要杀你。这就叫做祸从口出啊!”停了停，墨子又说：“你说这种话，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呢?既然言而无利，那是白费口舌啊!”
巫马子不服气地说：“你兼爱天下，没看到天下人因此得到什么利益；我不爱天下，也没有看到天因此会有什么害处。咱们两个人都是只有动机，而没有效果。你为什么偏偏说自己的话是真理，而我的话就是谬误呢?”
墨子仍然不先正面回答，又向巫马子假设了一个新问题，他说：“假如现在有甲某正在放火，乙某提着水桶，要用水灭火，而丙某则提着油桶，想火上浇油，乙某和丙某都只有动机，没有效果，你怎么评价这两个人呢?”
巫马子回答说：“我赞成乙某提水想灭火的动机，反对丙某提油想助长火势的动机。”
墨子笑着笑推说：“那就行了。我肯定我宣传兼爱学说的动机，而否定你反对兼爱学说的动机。”
巫马子无言以对了。
点评：
墨子基于兼爱的思想，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的“义”并非空口虚言，而是有实在的内容，那就是贯彻兼爱，实现非攻，使人民永享和平，并在和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尚贤、尚同的理想社会。
2.寇准宰相肚里能撑船
寇准，字平仲，宋朝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年轻时才智出众，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其母亲严加管教下，改变平日志趣而努力学习。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时年十九岁。太宗赵炅(光义)选拔人才，多数是亲自考问，年轻者往往不被录取。所以有人教他增加岁数，他不干，说：“准方进取，可欺君邪?”被任命为大理评事、成安县(今属河北)知县。寇准治县有方，“每期会赋役”，百姓莫敢超过限期。后升任殿中丞、郓州(今山东郓城)通判。右正言、直史馆、盐铁判官。当时皇帝命令官员议论政事，寇准极力陈述政事的得和失，受到太宗的青睐，提升他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一次，他向太宗进谏，太宗震怒而起。寇准就牵住他的衣服，让他重新坐下，事决才退。太宗称赞他正直，说：“朕得寇准，好像唐太宗得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大旱无雨，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众人都说是由于天命。寇准却说：“《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太宗大怒，起入禁中。过一会儿，召寇准问如何不平?寇准回答说：“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祖吉赃少仍伏诛；王淮因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盗窃主管钱财多达千万，只判杖刑，仍旧官复原职，不是不公平又是什么?”经查，寇准所言属实，因此太宗知寇准可大用，当天就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淳化五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至道二年(996年)，因性刚自任，被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县)知少。
真宗赵恒即位，任命他为尚书工部侍郎。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宰相李沆病逝，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真宗问他：“行且相卿，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答道：“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真宗说：“听说寇准刚烈，使气，怎么办?”毕士安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以为流俗所不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小丑未服，像寇准这样的人应该重用。”一个月后，同时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当时，契丹包围了瀛州(今河北河间)，直指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全国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真宗去金陵(今江苏南京市)；陈尧叟是蜀人，请真宗往成都。寇准力排众议。说：“若大驾亲征，敌人自然会逃去。不然，出奇兵破坏他们的计谋，同时坚守城池使敌人精疲力尽，劳逸之势，我们稳得胜券。如果南迁或西迁，所到之处人心崩溃，敌军乘势深入，则大宋的江山还能保住吗?”再次请求真宗迅速北上澶州。经过激烈的争论，寇准的意见得胜。
等到宋军到了澶州南城，契丹的兵力正强盛，不少人请真宗驻在南城以观势态的发展。寇准说：“陛下如不过黄河，则人心更加害怕，敌人也不会感到恐惧，这不是取威决胜之策……四方的勒王兵马很快就到，为什么迟疑而不前进呢?”但仍争执不下。寇准私下说服了太尉高琼，高琼奏道：“寇准言是。”寇准说：“机不可失，应催促皇帝出发。”高琼立即指挥卫士前进，真宗遂渡黄河，登上北城门楼。人们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军威大振。契丹将士面面相观，惊愕不已，阵容大乱。又因其统军萧挞览为流矢击中而死，双方准备议和。真宗把曹利用叫来商量同契丹议和之事，每年所送币帛“百万以下皆可许”。寇准将曹利用召到自己的帐下说：“虽有皇帝的命令，你不许超过三十万，过三十万我斩你的人头，”结果，签订了澶漳之盟，“以三十万成约而还”。
次年，寇准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他喜欢任用出身贫寒而才能出众的人，每当御史有缺，就取敢言之士充任。由于用人不按次序，同僚颇不悦。一天，又任用官员，同僚让吏手持例簿进上。寇准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若用例，宰相之职不过一吏职罢了。”后为王钦若所谮，景德三年，被罢去宰相，任刑部尚书、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其后频繁调遣。
寇准三朝为相，不仅正直无私，襟怀磊落，而且颇能容人。丁谓是寇准的学生，才能极高，经寇准数次举荐，得以高升。起初他们关系很好，丁谓对寇准也十分谦恭，有一次他们一起和中书省的官员宴饮，寇准不小心把汤滴在胡须上，丁谓起来，慢慢给寇准擦掉，寇准取笑他说：“堂堂参政，国家大臣，还为长官擦胡须呀!”孰料后来，两个矛盾渐渐加深，到丁谓做宰相时，便得志猖狂，极尽专权、险诈之能事，时称奸相。
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后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当时，真宗卧病，刘皇后干预朝政，寇准密奏，请太子监国，事泄，被罢相。丁谓乘机陷害，降为太常卿、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知州，后又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寇准初到道州，百姓听说他平常没有公寓，竞相送砖瓦木料，不用督促而到，公寓立成，颇为宏壮。当时京师流传：“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由此可以看出丁谓与寇准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再贬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及其离开道州南行时，沿途威严，吏民遮道，马复蜡蜮不行。由此可见人民是多么同情和爱戴寇准。当寇准遭贬不过半载，丁谓也被贬往南方，途经雷州，寇准遣人送一蒸羊在境上迎候。丁谓欲见寇准，遭到拒绝。听说家奴密谋想报仇，寇准令闭门并让他们赌博，不准出去，等到丁谓走远了才结束。由此可以看出寇准待人宽宏大量。
当时，契丹(辽)入侵，派流动骑兵掳掠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和祁州(今河北安国)一带，稍有不利就撤退。寇准迅速作出反应说：“是想麻痹我们。应该加紧训练军队任命将帅，选派精锐部队占据军事要地以防止辽大举进犯。”当年冬，契丹果然大举南侵，一夜之间紧急军情五至，可他却若无其事，“饮笑自如。”次日，同僚上报皇帝，真宗大惊，便问寇准。他答道：“陛下欲了结此事，不过五天就足够了。”因请真宗御驾亲征前往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同僚恐惧，想退朝回家，寇准严辞制止，命令他们等候皇帝一同起程。真宗感到为难，也想回内宫，以后再议此事。寇准说：“陛下一进宫，群臣就很难见到您，大事就完了，请您不要回宫，立即出发。”真宗在寇准的强谏之下，召集群臣议论亲征的计划。
点评：
宋薛纲《登寇公楼》诗云：“忠君非不受君知，自是功高势必危。决策澶渊危若卵，寄身南海命如丝。蒸羊不报生前怨，枯竹还萌死后枝。今日陵陵拜公像，高山仰止起遐思。”这是对寇准一生业绩与遭遇的概括和评价，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少年及第、老来贬死雷州的贤相的崇敬和怀念。
3.羊祜以德服人
晋朝初期，晋武帝司马炎想要消灭吴国。秦始五年(公元269年)二月，他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统领荆州各项军事，镇守襄阳。
羊祜是个德行很高的人，他没有采取暴力，而是关心安抚远近的百姓，在江、汉地区很得人心。他对待吴人坦诚、有信义，投降的吴人想走，都随便他们离开。
羊祜减少守卫巡逻的士兵，让他们开垦了八百多顷农田。他刚到那里的时候，军队的粮食不够吃一百天，到了后期，已经积蓄了够吃十年的粮食。羊祜在军中，经常穿着宽松轻薄的裘皮衣服，不穿戴铠甲，他居住的地方，侍卫也不过十几人。
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十二月，羊祜去江陵接应东吴投降的步阐，没有成功，被贬为平南将军。回来以后，他致力于修明德信，以使吴人归顺。
每次与东吴交战，都要约好日期才开战，不作突然袭击的打算。将帅当中想要进献诡计的人，羊祜总是给他喝醇厚的美酒，让他喝醉不能说话。羊祜的军队出行经过吴境，割取谷子当做口粮，全都记下数量，然后送回等值的绢帛补偿主人。每次与部下—起在长江、沔水一带打猎，总是只限于晋的领地，如果飞禽走兽先被吴人打伤，然后被晋兵得到的，都要送还吴人。于是东吴边境的百姓对羊祜心悦诚服。
羊祜与东吴大将陆抗在边境对峙，双方的使者常常互相来往。陆抗送给羊祜的酒，羊祜喝起来从不怀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成药送给他，陆抗也立刻服下。
许多人劝阻他，陆抗说：“羊祜怎么会用毒杀人?”陆抗对守边的士兵说：“别人专门行恩惠，我们专门为暴虐，这样就等于还没打仗，自己就已经屈服了。现在双方各自保住边界就可以了，我们别想占什么小便宜。”
孙皓听说双方边境互相和好，就责问陆抗，陆抗说：“一邑一乡都不可以不讲信义，更何况大国呢?我如果不这样做，正是彰显羊祜的恩惠，对羊祜丝毫也没有损伤。”
羊祜不攀附结交朝中的权贵，荀勖、冯忱这些人都憎恨他。羊祜的堂外甥王衍曾经去羊祜那里交待事情，意思、条理都说得非常清晰，而羊祜并没有赞赏他，王衍于是拂袖而去。羊祜回头对宾客说：“王衍应当能凭借盛名声坐上高位，但是败坏风俗、有损教化的也必定是他。”
攻打江陵的时候，羊祜曾经要用军法斩杀王戎。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所以两个人都怨恨羊祜，言语议论之间经常诋毁羊祜。当时的人为此做了谚语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因病请求入朝觐见司马炎。到了以后，司马炎让他乘坐车子上殿，不用朝拜直接就座。羊祜向司马炎当面陈述攻取东吴的计划，司马炎非常赞赏。
因为羊祜生病，不方便一次又一次进宫，司马炎就派中书令张华去羊祜那里询问计策。羊祜说：“孙皓暴虐到了极点，现在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孙皓不幸死了，吴人再立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我们虽然有百万大军，长江以外也不是我们可以觊觎的，将成后患啊!”
张华非常赞同他的话。羊祜说：“成就我理想的人，就是你啊。”
司马炎想让羊祜带病调遣各位将领打仗，羊祜说：“攻取东吴不一定要我去，而攻取之后，就要劳烦您亲自考虑了。功名上面我不敢要求，但如果事情成功，要委派官吏前去治理时，我希望您慎重选择合适的人选。”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羊祜生病去世，司马炎哭得十分哀伤。荆州的百姓听到羊祜去世，为他停止做生意，街巷里哭声一片。东吴戍守边界的士兵也都为他哭泣。
点评：
羊祜为了安抚当地百姓，与吴人相处，采取以德服人的手段，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连东吴的百姓都对羊祜心悦诚服。他经常在军中穿着宽松随便的衣服，不穿铠甲，他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太多的卫兵，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将军，确实难能可贵。
4.周处改过成大器
三国时期，吴国的鄱阳太守名叫周鲂。周鲂有个儿子叫周处。周处青年时期依仗自己父亲的势力，又有一身好武艺，整天骑马打猎，逞强好斗，在乡里横冲直撞，扰得地方鸡犬不宁。人们既讨厌他，又惧怕他。
周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慢慢地，自己也觉得这么打发日子是不对的，况且到处惹人烦，人们都躲着自己，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一天，周处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愁眉不展地在路上走着。周处便大声问道：“老头!现今天下太平，年成又好，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老人听见这没有礼貌的话，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如今危害地方的三大祸害没有除掉，哪有快乐而言?”
周处听罢忙问：“哪三害?”
老人愤然说：“南山上有吃人的白额虎，长桥下有发水的蛟龙，还有横行乡里的你，岂不是三害?三大祸害没有除掉，哪有快乐而言?”
周处听了老人把自己列为三害之一，十分震惊，刚要发火，但转念一想自己居然成了地方的一害，为乡亲们所痛恨，可见过去走的是邪路，应该痛改前非，才不枉为人。于是他便对老人说：“如果是这三者为害，我可以除掉这些祸害。”
老人不相信周处的话，就激励他说：“你若能除了这三害，那真是鄱阳郡大喜事呀。说得容易，做到难啊!”
周处回家之后，稍作准备，就独自一人跑进南山，寻找猛虎。夕阳西下，周处与猛虎相遇了，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周处终于用佩刀杀死了这只害人虫。
周处回家稍歇之后，又来到长桥，纵身跳入江中，与长数米、性情凶猛、捕食鱼、蛙及人、畜的蛟龙大战3天，死蛟终于浮上水面。
当地百姓发现了死蛟，同时见周处下江三天没了踪影，都以为周处在搏斗中也丧生了。于是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都说：“这下好了，三害一下子都除掉了。”
周处杀了蛟龙，返回乡里，原以为人们会感谢他，想不到人们在庆贺他的死，这才知道人们对自己的憎恨有多么深。他觉得没脸见人，于是到吴县去拜访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向他们求教。
周处见到了陆云，便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最后说：“我很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过去虚度了年华，现在已是成人了，恐怕学不出什么成绩来。”
陆云说：“你既然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这就很好。古人常讲，早晨知道了错误，到晚上改正了就是可贵的。你现在正年轻，只要努力学习，仍是有前途的。一个人怕的是立志不牢，不要担心好名声传不出去。”
周处听了陆云的劝导，刻苦学习，严格修养，过了一年，不但知识丰富了，而且言行谨慎，谦恭礼让。一郡人纷纷向政界推荐周处。州府长官听说了周处的事，便招他去为官，让他施展才干，为国为民立功。
点评：
人难免犯错误。《论语》说：“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处世为人，如果有了些错误，只要改过自新，就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敬。
5.范仲淹雅释前憾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文学家，他的父亲范墉，博学多才，但只做了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便去世了，此时，范仲淹才两岁。母亲谢氏贫苦无依，只好带着两岁的范仲淹远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瀚，范仲淹因此改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辞别母亲，独自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书院，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戚同文无意仕进，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身教授，常常告诫学生“人当以行义为贵”。戚同文言传身教，对后来范仲淹节俭奉公、居职清廉的政风有很大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经过八载寒窗苦读的范仲淹赴京赶考，终获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不久，范仲淹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专管狱讼。广德是个地僻人穷的山区，官吏多横行不法，民间讼狱甚多。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将那些陈年积案一一加以清理，审查复核。但广德太守刚愎自用，致使冤声遍地。范仲淹不畏权势，根据事实，援引法律，经常与太守争论，对太守徇情委屈之案，必定要加以昭雪纠正。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川民工四万余人，正式开始动工。但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暴风雪，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此时反对之声骤起，不少人认为“堤不可复”。但也有些官员力主范仲淹之议，于是决定继续开支修堤。而恰在此时，范仲淹的老母去世，他不得不离职居家守丧。但范仲淹人在家中，心系海堤，他不断写信给张伦，申明筑堤利害。终于，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春，一道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海堤竣工，横亘于黄海滩头。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都感激范仲淹，都把这道海堤称作“范公堤”。
范仲淹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丁忧期间，当时应天知府晏殊很赏识范仲淹，让他主持府学。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颇有法度。他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总是解囊相助，资助其完成学业。而自己家人衣履不整，孩子们外出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像样的衣服。
范仲淹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建议书。他建议朝廷能选择贤明之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排除社会上游闲懒惰势力，淘汰冗员，消除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他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里包含了他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议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时任副相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范仲淹入朝以后，勇于直谏，议论风发。当时仁宗皇帝年已二十岁，但朝中军政大事，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满朝文武屈于太后的虎威，不敢有异议。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晏殊闻知范仲淹此举，大为恐慌，他赶忙把范仲淹叫去，指责他轻狂无知，将祸及举荐者。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可当仁不让，“我正因为受了您的举荐，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晏殊无言以对。范仲淹因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秘阁的僚友为他饯行：“范君此行，是极为光耀啊!”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谏官)。这时，干旱和蝗灾正蔓延山东半岛与淮河、长江流域。灾情越来越重。范仲淹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一时尚无反映。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当面质问仁宗：“如果宫中的人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仁宗顿时醒悟，派范仲淹前往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一到灾区，便不顾旅途辛劳，立即开仓赈粮，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灾任务完成后，他还特意将当地饥民吃的一种名叫“乌味草”的野草带回京师，呈献仁宗，并传示六宫贵戚，劝诫他们不要奢侈浪费。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针砭时弊。不久，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他因参劾宰相吕夷简获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过了几年，他又由睦州转知苏州。范仲淹在苏州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兴办学校。景祐二年(公元1095年)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并获天章阁侍制的荣衔。范仲淹回京后，吕夷简便派人警告他不要对军国大事妄加指点。或许此时范仲淹应该吸取上次被贬的教训，但范仲淹毫无畏惧，他宁可舍官弃命，也不姑息奸恶。吕夷简知道范仲淹难对付，不久，便让他去做开封知府，使范仲淹缠身于繁琐事务之中，无暇他顾。但吕夷简万万没有想到范仲淹决事如神，仅几个月，就把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好了。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就上奏了一个《百官图》，按着次序指明哪些人是正常的提拔，哪些人是破格提拔；哪些人提拔是公，哪些人提拔是私。并建议：任免近臣，凡超越常规的，不应该完全交给宰相去处理。吕夷简很不高兴。过了几天，为讨论建都的事，二人的政见又不同，吕夷简攻击他的主张是“迂阔之论”，范仲淹也给仁宗上了四篇奏章，“讥切时政”，并暗有所指地说：“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这下子惹恼了吕夷简。他恼羞成怒，大声嚷：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之间的关系，他引用的官员，都是他那一伙子人!范仲淹激烈地和他辩论，结果，被吕夷简“指为狂肆，斥于外”，贬为饶州(今江西上饶)知州。
范仲淹被贬后，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为他“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鸣不平，结果也被贬。第二年，吕夷简因与王曾政见不同罢相。
范仲淹任饶州知州一年多，改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后又改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康定元年(1040)，西夏王李元昊率兵入侵，他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接着又改为陕西都转运史。未几，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史，他又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防御西夏军务。
这时，正好吕夷简也再度复相，仁宗下谕让范仲淹不要再纠缠和吕夷简过去不愉快的事。范仲淹“顿首谢曰：‘臣向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我过去议论的都是关于国家的大事，对夷简本人并没有什么怨恨。宋仁宗对范仲淹这种不计前嫌的做法非常赞赏。
点评：
谅解也是一种勉励、启迪、指引、它能催人弃恶从善，使歧路人走入正路。能宽恕别人是一件好事，如果能把别人的错误完全忘记那就更好了。
6.邓芝出色完成议和
邓芝，字伯苗，三国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是东汉初司徒邓禹的后代。东汉末天下大乱，他避乱入四川。不久，他听说巴西(今四川阆中)太守庞羲好士，便前往依附他。
刘备定益州(今四川等地)称帝之后，派邓芝为郫县阁督。刘备到郫县，发现邓芝是个人才，便将他提升为县令，又迁广汉太守。邓芝在任，为政清廉而整肃，成绩卓绝，后又调入蜀汉中央为尚书。
刘备死后，丞相诸葛亮想派人出使东吴，以探动静。正在考虑人选，恰好邓芝来到，便对丞相说：今刘禅年小稚弱，初在位，宜遣一使者去东吴，重修友好。诸葛亮说：是的，我想了很久，就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有了。邓芝问，谁呢?诸葛亮说：就是你。于是便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重修友好。
邓芝到达东吴后，多疑的孙权听说他来了，推托无时间接见他。邓芝上书说，我来不完全是为我们蜀国，也是为你们吴国。孙权闻此言，便改容接见他，并对邓芝说：我诚愿意与你们蜀国和好，但你们蜀王年纪幼弱，国家又很小，形势也不妙，恐怕为魏国所乘而不能自保，所以，我才犹豫而未接见你。
邓芝听后，对孙权说：吴、蜀二国有四州之地，吴王你是命世的英雄，蜀丞相诸葛亮为一时之杰，蜀有重要的险阻，称为天府之国，吴有三江之固，两家合其长处，相互和亲，此乃唇齿相依，进可以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已经是自然的道理。大王你若是委质于魏，魏必然要你入朝，还要你的儿子入侍为质。你若不听从，就奉辞讨伐你，到时蜀就乘你应付魏的讨伐之机，顺江而下，那时江南就不一定为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邓芝说后，沉默许久说：“你说得对”。于是便与魏绝交，与蜀连和，并遣张温随邓芝回蜀聘报。后蜀又遣邓芝使吴，孙权对他说，假若天下太平了，我们吴蜀各自分而治之，不是很好吗?邓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假若魏被并吞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到时就由战争的胜负来判定了。
孙权听后，大笑说，看你如此忠诚老实，那就等着瞧吧。于是便给诸葛亮修书说：我们二国和合，唯有邓芝。
后诸葛亮北往汉中，以邓芝为忠监军、扬武将军。公元234年，丞相诸葛亮死，邓芝升为前军师前将军，封侯，不久就督江州。孙权数年与他友好，馈赠不少。
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迁邓芝为车骑将军，假节。八年后病死。
邓芝在地方上为吏，清廉整肃，成绩卓绝。出使东吴，口才雄辩，据理不紊，甚能服人。任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士卒，身之衣食，仰资于公众，一生素俭。
点评：
邓芝受诸葛亮之托，为吴蜀两家重修旧好奔走于东吴和西蜀之间，他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终使孙权信服。邓芝为官清廉自律，生活俭仆，从不奢侈实为后世之楷模。
7.郭子仪严己宽人
郭子仪是唐朝著名将领，平安定史之乱的功臣。由于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撼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正是基于这个因素，旧史家才百般歌颂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郭子仪在治军上是“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即对待部下宽厚仁爱，使得将士们感恩图报，乐于效命。史称其“事上诚谨，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一说法决非虚言。当然郭子仪对部属也并不是一味宽容，他在治军上也有“赏罚必信”的一面。
他忠心耿耿为维护大唐一统江山而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从不拥兵自重，矜伐己功。对朝廷的诏命他百折不扣地加以执行，而未尝讲究什么条件。即便是遭到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流的中伤毁谤，郭子仪也不改变初衷，依旧以国事为重，尽忠尽责：“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正因如此，“谗谤不能行”，无尤小人的陷害终于未能得逞。
有一次郭子仪率军击破吐蕃灵州，凯旋班师。宦官鱼朝恩出于忌恨，“使之发其父墓”。事发之后，恰遇郭子仪从泾阳来长安朝廷述职。朝廷内外均为此事焦虑非常，生怕握有重兵的郭子仪勃然震怒，发生变故。当然，换了其他人，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也是属于很正常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父母坟墓遭到任何亵渎，乃是非报不可的深仇大恨。所以当郭子仪入朝后，唐代宗马上好言劝慰，以图缓解郭子仪的情绪，可是郭子仪的态度却让所有人吃惊和钦佩，他不但没有责怪朝廷，反而痛切地自我谴责，说：“我带兵多年，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暴虐行为。将士中也有毁坏别人坟墓的，这均系我治军不严所致。如今我自己父亲的坟墓被他人挖掘，乃是上天借他人之手对我的过错进行惩罚，而不能归结于人为的祸害。”他的这一番慷慨陈辞，使得满朝上下无不为之感动。
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使得朝野的官员百姓深深景仰。甚至连那些奸佞小人、骄横藩镇也不得不表示佩服。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很不轨”，可是当郭子仪派人出使魏博时，田承嗣却当着来使的面，面向西边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道：“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论公私财物，只要途经汴州，都一概予以截留。唯独郭子仪的钱财粮饷从汴州通过时，不但不加扣留，而且还“令持兵卫送”。至于郭子仪麾下的宿将，不管其身为“王侯贵重”，在他面前更是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听凭郭子仪“颐指进退，如奴仆焉”。
点评：
古人说：“仁以附众，敬以招贤。”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修养恰好在这个问题上为后人们树立了楷模。
8.左宗棠正己治军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耕渎之家，曾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议，均落地而归。他早年致力于历史地理之学，对历代兵事很有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在家乡办团练，领兵打仗，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积累了丰富的治军带兵经验，取得过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尤其是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他统率的军队，所向披靡，大败阿古柏，为世人所瞩目。
左宗棠自咸丰十一年(1861)曾先后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授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封为一等伯、二等侯，声名显赫。左宗棠虽为名将，身膺封疆大吏，为朝野瞩目，但他始终能严于律己，爱兵爱将，为部队官兵所敬仰。左宗棠每次统兵出征，无论是行军还是作战，他坚持住营帐，从来不住公馆，和士兵一同过军旅生活。常常是身著一件布袍，伏案料理军书。有时踱出帐外，见兵勇在吃饭，便同士卒们一起就餐，亲热地谈笑，询问士兵的籍贯、家庭、生活。在进军西北攻打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时，左宗棠驻扎在安定地方。当时兰州道蒋凝学是左宗棠的湘阴老乡，见左宗棠年事已高，在军中生活不便，特意禀请让左宗棠去兰州省城住总督衙门。左宗棠在批文中写道：“该道禀请移节省垣，自是体念衰躯之意。惟念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阃，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所请应作罢论。”坚辞不受，在营帐中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后，左宗棠又两次到肃州(今酒泉)，最后到哈密督师。西北荒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天气变化无常，虽然如此，他依旧住在营帐。路途经过的地方官吏都是好言挽留，力劝进住公馆，他总是一一回绝。
左宗棠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是如此。左宗棠最宠爱的大儿子到军前省亲，左宗棠也叫他同住军帐。西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刺骨的寒风吹入帐棚，使省亲的公子受寒致病。左宗棠平日对子女要求格外严格，公子帐中得病也不敢对左宗棠讲，回家后就此一病不起。左宗棠得悉细情后，也只好徒挥老泪而已。
左宗棠为将清廉，他自己说：“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千金。”这在晚清贪贿成风的龌龊官场中实属少见。与左宗棠共事多年的杨昌浚说他：“绾钦符十念稔，从未开支公费；宫中所人，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用不过二十分之一，而自奉俭约。”湘军统率曾国藩评说左宗棠是湘军将领中少有的廉将。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常对人讲：左宗棠“一钱不私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亦皆信之也”。左宗棠对自己手下的将士关心倍至，每次领兵征战胜利后，朝廷给左宗棠的赏银，他“悉与将士共之，营中悦服”。部将刘典，在家乡一家店铺有一笔小小存款，结果店铺倒闭，刘典一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知后，命粮台在他本人廉俸项下，照数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老人甘旨之需。后刘典在兰州病故，一应身后开销都由左宗棠负担支付，用去了他大约六千两廉俸银。
后来，新疆阿古柏举兵叛乱，左宗棠力斥“放弃新疆”的主张，率军收复了新疆大片土地，以七十岁高龄，率军带棺进军伊犁，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后被清朝加官为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
点评：
由于左宗棠的良将风范，所部各军将士对他无不敬佩，皆肯出死力为其效命疆场。左宗棠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军事战争的胜利，严于律己重“士节”的品德是其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