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礼送故乡
刘儒
故乡就像我的魂魄一样，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多远，她都不会离开我，我都不会忘了她。忘不了秦岭和秦川。忘不了西安城、大䧹塔和兵马俑。忘不了凤翔城、凤翔中学和东湖。忘不了三秦父老兄弟的顽强和执著。忘不了三秦先人那许多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故事。忘不了海一般的麦浪、火红的高粮和金灿灿的油菜花。忘不了吼秦腔。忘不了羊肉泡馍、臊子面。也忘不了那曾经的黑暗年月。
我记事时正是那黑暗的年月，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每天早早地起来，各奔东西，为的全是一口吃的。记得我总穿着件打补丁的旧衣服，胸前戴个一个护襟，有时穿鞋有时光脚跑出窑洞，看着秦岭，跑过王家沟，跑下棉花坡，跑到陈村镇粮食交易市场外边等候。那里在进行粮食交易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粮食撒落在地上，我瞅准机会跑进去，抓起撒落在地上的粮食就往嘴里填。有机会抓起第二把时，会把第二把掖到兜口里。听到有人喊赶，赶快跑开，有机会再跑进来。
离开粮食交易市场，我又跑到柴火交易市场，捡拾柴火交易市场上散落的柴火，抱一抱子捡拾的柴火回到家。
那时我是家里弄柴火的主要力量。春天时，我背上背斗，拿上镰刀，到野地里挥镰割各种青草，一背斗一背斗地背回家，晒到窑院里，晒干了作柴烧。到了夏天收麦时节，我先跟着母亲拾麦。等人家的麦子割完了，开始拔麦茬，一背斗一背斗地背回家。到了秋末，高粮和玉米收了，我又拔高粮的根和玉米的根，一背斗一背斗地背回家。冬天没有弄柴火的地方，我就自制一把很硬的扫帚，使劲打扫只剩下草根的野地，弄一堆又一堆草根加地皮的维剂，背回家，晚上烧炕时放些进去，坑到晚上能多温和一会儿。冬天很冷，我没有襪子穿，鞋又很单薄，有时还露着脚指头，常把脚冻得裂口子。在裂口越来越大，疼得难以走路时，母亲就拿个引火用的灯取，放些灯油在上边，然后点着灯取，在油被烧开后，将滚烫的油倒进裂口处，疼得我一声惨叫，那裂口处被烧死后就不再往大里裂了，走路会好一点。
记得有一天，我看到村里的老槐树上有个很大的乌鸦窝，就想把它拆下来，作柴烧。看着乌鸦飞走后，我爬到树上，见窝里还有蛋，拿起蛋装进兜里，拆了窝，抱回家。想不到一会儿乌鸦找来了，在我家上空盘旋，尖叫，怒叫。开始是两只乌鸦，后来越来越多，有的还冲下来，要咬我。我躲进了窑里。母亲怨我不该拆了乌鸦窝，要我快拿回去，给乌鸦重新搭好窝。我爸我哥那天都不在家，有乌鸦在头顶上闹，我一个人没法办。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我给乌鸦重新搭好了窝，并把蛋放回去，才得到了乌鸦的饶恕。这事留给我很多人生的思考。
是党救了我，救了我们全家。在党的领导下，我家有了地，有了饭吃，有了衣穿，我还有了上学的机会。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跟我同龄富人家的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了。能有学上，我高兴极了。我决心上学不误家里的活，抽空儿拾粪攒粪，决心把家里的地种好。自吃饭有了保证，家里开始了挂面的营生，我决定早起为挂面推磨，使家里做好这营生，好有钱给我买书买文具。从此，我每天半夜里起来推磨，常在磨道里睡着，被拉磨的驴子推醒。为了防止罗面时打盹睡着，我吼着秦腔罗面。那几年，我天天早晨顾不上拍打身上的面粉，抱起书本就往学校里跑。
我哥刘钊入了党，当了村干部后，常有报纸带回家里。我从报上看到，给报社投稿，不用贴邮票，只要把稿子装到信封里，剪去信封的一角，报社就能收到。我问了镇上邮政所证实后，开始给各个报社写稿投稿。每个星期至少要投一次稿子，有的星期投好几次。不记得投过多少稿子，只记得登上的是三个豆腐块，即仅有几百字，我的名字在后边带有括号的那种。
1957年，陕西青年报发起暑期征文，我写了篇《在外婆家里》寄了去，想不到得了一等奖，给我寄来三十元稿费，五本书，十沓稿纸。这事轰动了凤翔全县。我由此蒙生了当作家的梦。从此我转写大的，长的。但大的长的一个也没有成功。我不灰心，不松劲，屡败屡战。记得只有一篇几十行的长诗，在紫荆中学上初中时给全校师生朗诵过。那长诗是赞颂大炼钢铁的，说大炼钢铁好，人人都应关心支持、做贡献，使我们国家的钢铁越来越多，赶上和超过英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学校里举行说普通话比赛，我报名参加了，朗诵的便是那篇长诗，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家在县城的一个同学。很多同学为我鸣不平，说第一名应该是我，我用的稿子是自己写的，内容特别好，不是看着稿子念，是不拿稿子背诵，有充满**的表演，很打动人。那个评为第一名的同学，是站在那里念报纸，根本比不上我。我说老师们评得没有错，比的是说普通话的水平，那个同学普通话的水平比我高。
迎来了1963年高考，我决心要考到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录取了。
离开家的前两天，我把过去写的那些短的长的底稿，每一篇的写作提纲，写废了的稿子，以及从报纸杂志书籍上抄下来的好段落、好词句等等，收拾到一起，放到一个大提包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放到窑的旮旯处，给我母亲说，不要把提包里的东西扔了。多年后，有次我回到老家，想起了它，找，没有找到，问母亲。母亲说，那些我写过字的烂纸，早给我侄子侄女擦屁股用了。
去北京那天，我哥送我到宝鸡。临上火车，吃了碗岐山铡面臊子面。到了火车上，我就把学校寄给我的北京政法学院的校徽拿出来，佩戴在胸前，看着秦岭离开了陕西。一路上豪情满怀，心比天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张家口。到张家口后，我很快就发现，张家口有许多跟陕西相似，人纯朴善良，精神高尚，干事执著，爱国尚武，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我决心在这里干出好成绩做出大贡献。几十年眨眼间过去了，我因没有干出好成绩做出大贡献，心存不安，觉得辜负了党的培养和三秦父老的厚望。唯一欣慰的是，我没有忘本，没有变质，没有贪腐。退休后我多次问自己，能为故乡做点什么吗？能做的大事有很多，但无论做哪一件，我都没有条件。后来就想，我可以给故乡写本书。我离开故乡干得不好，可有许多在外干得很好的陕西人。我想到了改革开放，使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大批农民进城是改革开放最亮丽的风景。农民进城所做出的贡献，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组成部分。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决定写陕西农民进城的故事。
工作期间，我到北京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去省会石家庄开会，都会路过北京。每次到北京，我都要多停留一会儿。而且每次都要绕到政法学院门前的那条路上经过，能在车上看到学院里的教学楼和大门口的校牌。我女儿刘爱平在北京上完大学在北京工作后，我在北京停留得多了。退休后每年都要在她家住些日子。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北京。我了解到，陕西来北京的人特别多，各条战线各个行业里都有陕西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和拔尖的人才。人数最多的是务工行业。了解到陕西农民在北京务工的许多感人的故事之后，我便有了《情融北京》这本书的构思。
孔玉爱、成跃山等三家六个人，离开陕西农村，到了首都北京，跟东北的、南方的和内蒙的几个人相遇，一起进入到务工行业。他们把服务对象看成是给了他们工作和立足之地的恩人，像给自家干活一样地为服务对象干活。他们用农民特有的纯朴、善良、智慧和隐忍，化解、克服和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站稳了脚跟，坚持了下来。他们在忠心为城市人服务的同时，学习城市人的现代文明，也抵制城市里的歪风和邪气，不断地提高了自己。他们成就了自己，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他们的故事，是全国亿万农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一个缩影。
为写好这本书，我下了很大功夫，反复思考，多次修改，想把它打磨得十分理想，但到面世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我知道不是我的功夫下得不够，是我的才情达不到。所以只能把这本不理想的书，作为薄礼送给故乡了。
写这书写到和每次修改到孔玉爱，突然离世的地方，我都潸然泪下，心如刀割，伤心难过得失去自控。我不愿意让她死啊！可像她那样超常的体力和心力的付出，突然而去是很难避免的。她的死，换得了另一个人的重生，使刘成两家融为一体，成为了一家人。相信他们的后人刘成全会是个优秀的接班人。
每每到这里，我都想吼秦腔——
玉爱啊玉爱，
无法割舍的玉爱！
似刀割去了心头的肉，
血泪流成了海。
千呼万唤无回应啊，
望眼欲穿昏花飞。
玉爱啊玉爱，
做人做到了极致的玉爱！
你是罕有的英雄豪杰，
你是万众的顶礼膜拜，
你是民族的脊梁啊，
你是天使，是神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