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春，扬州化工局孙化奎遵循领导意见，特约请我前去采访。当年，我们曾在市报道组工作，几乎出于同样原因，被“吐故”出来，乃属患难之交。我自然不好推辞。事先，他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称扬州化工系统自1984年以来，遭到突然停电2000多起，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万元。该局想请记者为其呼吁一下，让供电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发生事故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犯罪么？我获悉情况后，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赶赴有关部门和单位，投入采访。
经了解，发现突然停电造成后果极其严重，可谓触目惊心！1984年12月21日下午一时，宝应县化肥厂突然停电，并由停电引发停水。操作工措手不及，引起气柜爆炸，周围设施遭到严重损坏，仅全厂玻璃就震坏600多块。1985年元月12日下午，扬州制药厂连续两次突然停电，导致生产链霉毒、氢化可的松等药品的菌种全部报废。除经济损失10多万元，还延误了氢化可的松产品出口任务。更有甚者，由于突然停电，引起某化工企业有毒气体倒流厂区浴室，致使刚结婚的一位新郎官中毒身亡……
对屡屡发生的人为悲剧，全市68家化工企业干群反映强烈，近乎怨声载道。在该系统召开的厂长经理座谈会上，大家异口同声强调说，我们生产单位要计划用电，节约用电。供电部门应当管好电，决不能随便拉闸停电。即便需要停电，也应提前打个招呼，免得企业措手不及；或者分个轻重缓急，在停电次序上区别对待。有的厂长讲：“真被无计划停电吓怕了，一旦突然停电，我们就比救火抢险还紧张，总心惊肉跳，担心出事。”
根据上述实情，我赶写了一篇题为《突然停电，祸害无穷》的“内参”。1985年3月14日本报刊发后，北京《经济日报》予以公开转载（刊《经济日报》1985年4月26日2版）。可见此乃热点话题。在省市有关领导敦促下，扬州供电局及时采取了相应对策。该局召开了企业用电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也应邀到会。该局对症下药，纠正行风，使记者感到欣慰。我为化工企业做了一件实事好事，心里像塞了一团蜜似的。
从这一报道尝到甜头后，我对有关事故报道，也提升了敏感度和责任感，并善于从事故中捕捉信息，提炼新闻。
1986年3月，省总七届六次全委会在南京省总干校召开。我奉命赴宁，参与大会报道工作。会议间隙，与会代表和辜雄章副总编闲谈。在旁听时，我无意中发现一条信息，即宁六公路上事故频发，方方面面为之忧虑。辜总询问我对此有无兴趣，能否搞个内参？我当即作了肯定性答复。辜总立即约请公安、交通等方面与会代表，让我在会议间隙穿插采访。我说干就干，并跟随南京市交警六中队警官，亲自到宁六公路上巡视车况路况。通过综合采访，基本弄清了交通安全堪忧缘由。原来，在这条南京至六合的一级公路上，从1979年通车以来，仅在该交警管辖的18公里路段上，就发生224起交通事故，每月平均3起，计死亡75人，伤143人，差不多每月死1人，伤2人。此外，损坏车辆88部，其经济损失近百万元。究其具体原因，无非是非机动车辆随便上路，沿途群众盲目横穿马路，驾驶人员违章行车等。但交警和驾驶人员共同反映了一个细节，即路中央一条高达1.25米的冬青绿化带，遮挡了驾驶人员及行人的视线。据统计，由这一直接诱因造成的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一半。
根据以上情况，我赶写了一篇“内参”。报社领导签发后，分发至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这引起省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他们多次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上路察看，磋商解决办法。从当年5月底起，将全线交叉道口附近的绿化带，剪低到0.7米，其余路段剪低至1.1米。宁六公路管理站还组织一支绿化维护队伍，定人定段，定期剪枝，确保每年修剪不少于3至4次。省市交通部门还创造条件，在路面增设拦隔设施，阻止非机动车辆任意横穿马路。这一切举措，使宁六公路交通安全状况明显好转，事故发生率陡降了70%。随后，我以此为由头，又写了一则跟踪报道，予本报头版刊出，以促其巩固已有成果。
从宁六公路事故频发披露的全过程，使我领悟到“内参”重要性。正如编务会领导所指出的，“内参”往往能起到公开见报所起不到的作用。公开见报的东西，上级领导不一定能看到，可是“内参”是发向高层领导的第一手资料，首长们非看不可。他们看了不得不表态。凡属重要的，首长们还会作出批示，责令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立即做出反馈，并拿出整改方案。正因如此，我对事故报道越发重视起来。
1985年秋，我从扬州市劳动局获悉，近年来全市工伤事故骤增，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我所采访的事故现象及其统计数据，不停地在脑海里盘旋。腹稿已见雏形。但因忙于事务，而一直没空下笔。当我赴江苏油田采访，晚上留宿于邵伯招待所时，当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联想到全市工伤事故如此猛增，伤亡者又那么多，一种良知在冲撞着心扉！我一骨碌从**跃起，立即奋笔疾书起来。写着写着，我不禁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好像一些孤魂野鬼萦绕身边，为自己冤死而苦苦呻吟……我用冷毛巾擦擦脑门双眼，以振作精神，一鼓作气地起草完稿。此刻，已是深夜两三点钟，却毫无睡意，兴奋不已。当我赶回扬州后，立即将这篇《扬州工交系统工伤事故呈骤增之势》的稿件，送给扬州市政府领导审阅。符宗乾副市长阅稿后，对具体内容无任何疑义，只是在批语中建议报社不要公开见报，默认可作“内参”刊发。当“内参”发出后，引起省市有关领导重视。扬州强化了对安全生产的领导和管理，有章不循的人为责任事故呈下降趋势。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尽了微薄之力，我自感如释重负，心里总是偷着乐。
其后，市总工会又向我介绍，扬州有一批企业隐瞒工伤事故，并提供有关资料。阅后，我相继采访市总生产保护部和市劳动局，随之以记者来信的形式予以披露，指出其一害国家，二害职工的严重后果。稿中提及隐瞒事故的一批单位，扬州农药厂也赫然列入其中。该厂领导对此稿反响较大，认为我不够朋友，不讲义气。其实，我跟该厂既有感情又有缘份。其一，当年该厂曾为我赴京结婚，代开过结婚证明，可谓知遇之恩，而我转地方后，又未能如愿到该厂上班（组织另行安排）算我欠了感恩债；其二，该厂曾屡次请我赴厂上课，辅导工人写作骨干，还支付了课时费；其三，家中也有成员在该厂工作。同乡随土地进厂者众多，农药厂可算家乡人的半只饭碗。若论其“怨”，该厂长期生产有毒化工产品，曾多次排放有害物质，不仅使农作物受到摧残，而且危及到乡亲父老身心健康。我曾为乡亲们写过有关材料向上反映。再就个人感恩而言，我曾多次为该厂写新闻报道，见诸报端，亦可谓之报过恩。此次披露纯属出于公心。更何况，隐瞒工伤事故的名单及素材，均由市总工会和劳动局提供，我岂能徇私情，将其恶行从稿件中剔除？我忠于职业操守，恩怨分明，又有何人能够理解？
1986年元宵节，本是神州大地灯火辉煌，万家团圆的传统佳节。可谁也没想到，江都举办的元宵灯会，却发生一场特大的人间悲剧。由于现场秩序指挥失控，参与观灯的人群互相踩踏，致使27人受伤，21人死亡。闻讯后，我赶赴江都采访。漫步于丁字型街头，隐约感到脚下仍有血迹残痕，不禁为无辜伤亡者而痛惜不已！我不仅及时向报社发回了这一消息，同时采写了我省医务人员为抢救江都灯会受伤群众的现场见闻，而且随后又报道了元宵灯会有关责任人受到惩处的消息。在报道中，我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官员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忘乎所以，讲排场，摆阔气，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报道中所用的犀利言语，是对地方官员一味追求政绩的鞭挞，是对无辜受害者的慰藉！在采访实验小学时，一个未曾见报的内幕细节，至今仍难以忘怀：事发时，该校临街的传达室通道，居然“铁将军”把门。倘若，事发时打开这道门锁，即可疏散人群至学校操场，操场可容纳上万人以上。遗憾的是，灯会组织指挥者，以及参与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却全然没考虑到这一点！可见，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跟“马大哈”式的官僚作风，以及粗枝大叶工作作风，密切相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居然连一个像样的预案都没有！你说荒唐不荒唐？亲爱的读者哟，也许你还不知情，江都县委书记章某自受到撤职处分后，自知愧对江都父老，心理压力极大。他整日郁郁寡欢，突患癌症，组织上安排他到瓜洲养病，最终经不住绝症折磨及精神崩溃，而含怨与世长辞！笔者为之惋惜！据悉，他本可在仕途上继续升迁，没料到最后竟落如此惨局！是天之过？还是地之过？我说，皆系人之过！难怪事故蒙难者家属如此评说：章书记也含愧，一道陪葬去了。真不知哟，章书记左膀右臂们，对好大喜功有何感慨？
大凡事故报道，被曝光的部门、单位及其负责人，最后都往往会因后果严重而扪心自问，深刻反省自己，进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然而，并非个个心悦诚服。尤其高层领导对事故报道，往往存有偏见，认为是给“当方土地”脸上抹黑。
1992年9月19日下午4时许，我在市总工会门前，一名工会干部告诉我：“旌忠寺失火了，你大记者怎不赶去抓报道？”我循着他手指方位一看，果见东南方浓烟滚滚。我立即蹬着自行车，赶到现场。只见拉起了警戒线，行人不能靠近。好在警方跟我很熟，一路开放绿灯。我深入事发中心地带采访。旌忠寺建于宋代，为纪念精忠报国的岳飞而定寺名。文选楼系寺内藏经楼，亦被烧得一派惨象，大量古经书被毁。好不令人痛惜！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事故原因虽未彻查，但当家和尚和某些替班和尚之间闹内讧，寺内疏于管理，肯定是诱因之一。足见，当下“出家人”并未超脱凡尘，同样会闹乱子。根据采场素材，我在返回途中，借熟人小店落脚，立即起草了一篇动态新闻。由于晚饭后约好朋友聚会，唯恐耽误发稿，我就电话告知好友记者卜寿林，请他帮忙电传给报社。我和老卜彼此配合默契而愉快。他得知该选题是社会新闻，便火速赶来拿走原稿。他腾清后，当晚电传南京。第二天，《扬子晚报》、《新华日报》分别刊出这一新闻。《新华日报》所用标题是《扬州文选楼被焚毁》。此文旁边还刊登了另一则消息，题为《扬州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这纯属排版巧合。哪知，市委宣传部E部长看到《新华日报》，同版同时刊扬州两篇消息，竟各唱各调，为此十分恼火！他立即拿着报纸，找到挂靠于宣传部的记者站兴师问罪道：“老卜呀，你这是怎么搞的？登这样的报道，上边大谈扬州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下边就说扬州旌忠寺失火！这不是唱反调，给扬州脸上抹黑嘛！请以后别搞这一类报道，什么死人哪，失火呀，这有什么新闻价值？”部长这么噼哩叭啦地发了一通火，卜只好嬉皮笑脸先装憨。尔后灵机一动，他被迫撒个“小谎”道：“请部长息怒，这是南京方面授意搞的。报社获悉扬州发生一起火灾，就打电话来催问，说扬州有一座寺庙失火了，你怎么迟迟不发消息来？我也是执行任务呀，其实报不报这则坏消息，也无所谓……”E部长虽被煳弄走了，但心中不快及疑团并未释怀。我想，部长也会怀疑此举是我陆某人怂恿捣鼓的。看文末署名，分明是我的名字在老卜前边呀！不过，他只好就近迁怒于卜记者，又不便于向我发泄什么。
1996年春节除夕之夜，扬州南门街8号住宅楼，由于煤气泄漏发生大爆炸，震惊大江南北。传统春节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我震撼之极，难以安眠，决定大年初一上午赶去采访。次日刚起床，我就破天荒地接到扬州市总一位V主席的拜年电话。原来，她以拜年为由，正式向我传达扬州市领导指示：即要求新闻单位对扬州爆炸事件不要报道，其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事故原因尚未查清楚，二是不能扰乱民心，让扬州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面对地方官的振振有词，我还是“抗旨”不遵，如期赶到现场采访。当时，一边是断桓残壁留血痕，一边是救援人员入险境，匆忙搜寻伤员及遇难者。这场景刺激着大脑中枢神经。我兴奋得忙于采访，竟忘了中午返家吃年饭，旋即又赶到苏北医院采访伤员救治情况。这起大爆炸起因是煤气泄漏，其积蓄能量遇上明火所至，计19人死亡，7人受伤。遭灾的8户人家中，最严重的是一户姓冷的人家，屋内10个人，仅幸存一人，9人遇难。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从省市领导到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抢险救灾的壮观画面。我率先在本报报道了扬州大爆炸的动态新闻，接着报道了扬州医疗战线全力抢救伤员的情形。据悉，在全省新闻媒体中，本报最早披露了这一事件。虽然冒了个险，但我没有昧着良心当记者。我以行动满足了百姓的知情权。我心地坦****，对得起扬州的父老乡亲呀！可在地方官心目中，他们记恨于我，称作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给扬州脸上抹黑。我如此而为，到底是功是过？还是让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吧！
我为何对事故报道情有独钟？当然，可用职业操守来回答。总之，我不是“愣头青”，绝非出于猎奇怪癖。曾有人背地里议论说，陆大记者过去被扬州方面压制得太厉害，而今“放虎归山”，怎么能对扬州存有好感，而不予以报复呢？其言下之意，是说我故意让扬州在媒体上出丑，出洋相。显然，这对我来说，是彻头彻尾的曲解！我可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凭心讲，从党性出发，我是为了向党，向人民，向社会负责，才如此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人民生命财产高于一切”，这句话绝非空头口号，而是至理名言。它一直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融合于我血液之中。换句话说，人民生命财产就是苍天！诚然，我不排除个人情感因素，但决不会以感情色彩，去替代党性与民意！
其实，我从事的新闻报道，正面报道始终占主流，约占80%以上，事故报道及负面新闻，仅占有一定比重而已。比如，我报道过兴化轧花油脂厂仓储棉花霉变，损失严重的消息；报道过水乡戴窑镇造纸厂违章施工，导致烧焦厂房轰然坍塌，造成数人死亡、9人受伤的惨剧；我还报道过宝应汜水镇旅游面包车，在瓜洲汽渡码头突然滑江，导致全车司乘人员丧生……，甚至，在1988年8月赴九江庐山旅游度假期间，获悉了村民私自采矿，作业不规范，引起塌方压死多人，我也写了一则异地的社会新闻，被《新民晚报》刊发出来。
上述一篇篇事故报道，即世人称之为的社会新闻，既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深沉情感，同时也反映了记者忧国忧民的坦**襟怀。然而，当今总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调，强行将此类报道视为“负能量”。而将歌功颂徳的新闻当作“正能量”。我却对此大声说“不”！仅以宁六公路事故披露为例，纠错后避免了多少伤亡，减少了多少国家资产损失！这难道不是正能量么？“负负得正”的简单数学公式，莫非当局领导者们也不懂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