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总是和荒诞的因素有关。基尔希曼认为，喜剧的基础始终是某些荒诞的行为。荒谬性在情节上具有明显的悖理逻辑。荒谬否定了理性，否定了客观规律。法国的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指出：“一旦世界失去幻想和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1]
由于日本的大肆侵略，一切正常的生活秩序被颠倒了，社会畸形而扭曲，东北流亡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关东大地成为无理性的、不正常、异化的世界。于是，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许多荒诞的事情，从而导致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荒诞的情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百姓因为天旱而求雨，由于人多势众，求雨的场面很壮观。“人们的头，都戴上绿莹莹的柳条圈，手里打着‘风调雨顺’‘五风十雨’‘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的小旗。小旗飞舞着，朱色的小龙好看地盘在各式各样的字上。”百姓头一天上龙潭，第二天游街。求雨的习俗是中国东北最地道的本土民俗化的东西。百姓求雨，向老丁家借云龙显圣的相片。可笑的是，中国特有的请神供奉的照片竟是日本照相馆拍的，云龙显圣的相片背面写的是“山本写真馆”。人们最信奉的中国民俗神像却是外国照的相片，这是一个很荒诞的情节，这是喜剧中的悖理。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中十六岁的守豆秸的玛瑙反而帮偷豆秸的女孩偷豆秸，看青人反倒帮助“偷青贼”。两个矛盾对立的双方竟然统一起来。玛瑙第一次被偷青贼惊醒，发现偷青贼竟然是玛瑙贫病交加的父亲。父亲偷自己儿子的守护地，这个情节本身就是荒诞的。玛瑙第二次被偷青贼惊醒，发现偷青的竟然是一个稚小的女孩。小女孩的母亲和另一个看青人来宝说好了，以小女孩的身体作为报酬，换回一点豆秸。玛瑙被小女孩的命运打动了，竟然帮起小姑娘偷豆秸。端木的《火腿》叙写了战时一个专制火腿的小人物——魏小川，他视火腿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为了寻找职业，他不得不把仅有的他视为**的几个火腿作为礼物送人，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糊涂的太太竟在途中施行了“调包计”，致使他前功尽弃。作家在看似平淡的描写中，不露声色地揭露了国统区官场的黑暗。端木蕻良的《义卖》中的小流氓唐三靠偷窃为生，当他偷得一支名贵的派克笔后，正逢热闹的“义卖”开始，他拿着偷来的东西堂皇地演说起来：“我参加义卖，我们要救国。”当他得知他将无所得地失去这支偷来的派克笔时“全身都凉了”，他却仍然糊糊涂涂地获得了爱国小英雄的美名。作家在这滑稽荒诞的情节中，隐晦曲折地讥讽了所谓义卖的真实本质。
罗烽的《左医生之死》中，年仅二十六岁的左医生是谨小慎微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全人之一”，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典型，他从来没有想错和做错一件事。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医生是济世活人的人，靠活别人而活自己的人，仅仅懂得这一简单的人生哲学，便可以安然生存了，因此，左医生是一个为自己的生命上了保险的人。左医生的三叔是刑事科司法股股长，无论如何叔叔手里的屠刀绝不能放在侄儿的脖颈上的，他的三叔似乎为他的生命又上了一层保险。左医生似乎应该是最长寿的人和最有生命保证的人，但左医生为应付朋友的质疑，去询问三叔“匪”是否被处死，结果被他三叔当作“匪”的同伙给处死。这是很荒诞的情节：死本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字眼，但在殖民地却成为最时兴的和最轻易实现的东西。白朗的《生与死》中的“老伯母”本来是在敌伪监狱里看守犯人的，她出于最基本的人性需要，给女犯人送些棉衣、药品，最后竟成为犯人，被处以死刑。这种对立角色的关系逆转，是令人深思的。李辉英的《丰年》中，孙三只想做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他认为不帮义勇军打仗，横竖日本兵不能说你怎么样，他连家门一步都没有出，就已经成了罪犯。罗烽的《生意最好的时候》中，在所有的商业正在倒闭、被查封与不景气时，沈万清的铁匠炉因为生产枷锁而生意异常红火起来。由于生意繁忙，他的徒弟被一批又一批地累倒了，他又马上雇来另一批徒弟，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情节：“他不能让‘病倒’妨碍着他的生意！可是他不能不靠着‘病倒’维持他的生意兴隆。”[2]最荒诞的是最后，沈万清竟然戴上了自己日夜不歇地打造的脚镣。罗烽的《一条军裤》中的杨石匠因为认领了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军裤而被枪杀。在这种荒诞的情节中，本质与现象是分裂的，动机与结果是相背离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什么荒诞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荒诞情节中，不再有对人肯定的审美快感，其实质是人的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在荒诞的痛感里混杂着悲喜，荒诞中的喜的因素反而强化了悲的因素，让人在深思中体验到了更强烈的悲。正如法国荒诞戏剧家尤涅斯库所说的那样：“喜剧作为荒诞的直觉在我看来比悲剧更令人绝望……在我看来，喜就是悲，而人的悲剧是可笑的。”[3]东北流亡作家正是以作品的荒诞性表现悲剧的主题。
[1]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6页。
[2] 罗烽：《罗烽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第230页。
[3] 张容：《荒诞·怪异·离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