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协调和失衡往往容易产生滑稽感。由于日本的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的平衡被打乱，生活处于非常态之中，沦陷区出现了光怪陆离的现象，生活已经变得不协调，从而使人产生了不协调感。这种不平衡、不协调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导致的，也就是由特定的生活场域造成的。
在理性的光芒照耀下，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种种畸形的东西和不伦不类的组合，它偏离了、低于了正常的历史尺度，于是畸形的怪异的东西就流向了滑稽。
一、否定型滑稽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李辉英的《丰年》中，一个伪满兵和一个日本兵夜间闯入孙三家，想祸害妇女，在黑暗中被孙三的儿子庆祥痛打，开灯后，孙三看清了来人，怕惹事，吓坏了，这时敌兵反倒摆出了无上的威严，受害人孙三反倒变成了犯罪的。而且敌兵还理直气壮地说：“干什么，来强奸，你能怎样！”[1]敌人炫耀这种丑行，不以为耻，反而自炫为美，这就产生了滑稽的效果，因为敌人的行为明显偏离了正常的伦理道德，显得异常低下，可笑的是敌人偏离了正常的伦理道德而不自知，敌人居然低下到缺乏做人最起码的常识，敌人的本质上的虚弱低下暴露无遗，而且敌人本质上的虚弱和低下已经达到了一种可笑的地步。喜剧艺术就要在倒错的形式中显示真实。美国心理学家浩林司瓦兹认为：“可笑的事物都必有令人惊讶的成分。”日本鬼子的残忍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二、肯定型滑稽
这种类型的滑稽是以人的弱点和琐事为基础的。这时，自然因素优于精神因素，或者说主体的身体行为掩盖了其内涵和意义，主体的内涵和意义显得渺小和卑下，或者，主体迫于维持身体生存的需要，丧失了内涵和意义，人的自然本质处于突出的地位，作品就具有了滑稽性。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张地户用猪还去年的亩捐，他赶着猪走到铁道边上，让日本兵看到了，好不容易逃回了家门，丢了猪，正在走投无路时，忽然发现丢失的猪正在家门口拱门槛呢，他趴在地上就给猪磕起头来。这种情景显得很滑稽，让人哭笑不得。新西兰皮丁顿在《笑的心理学》中认为：“无论什么时候，滑稽情景的产生总是某一人物违反了社会契约的结果。”[2]张地户给猪磕头很显然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已经失去了行为的合理性，但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社会黑暗的现实，人的地位和价值已经不如动物了，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
由于不同民俗生活场域的人员的流动，其他民俗场域人员的习俗在另一个民俗场域往往很突兀，往往也被人看成笑料，甚至产生民俗冲突。“把一个人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的任何特点或古怪之处，都能够使他变得可笑。”“任何群体，不仅是整个民族那样的大群体，而且还有较小的和很小的群体，如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村庄的居民，甚至一个班里的学生，都有某种不成文的法典，这种法典既包含道德的理想，也包含外在的理想，大家全都不自觉地遵守这一法典。对这种不成文的法典的破坏，也就被看作一种缺陷，而这种缺陷的发现，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就会引人发笑。这种破坏、不适宜或矛盾能够引人发笑的现象，早已被人注意到。”[3]普罗普认为：“不只是他民族的大群体或小群体的人，就是本民族的人，如果他们与众人在某点上有明显差别，也会显得可笑。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外部日常生活的规范。”[4]卓别林认为滑稽可笑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敢于冒犯尊严。
[1] 李辉英：《丰年》，载王培元编选《东北作家群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3页。
[2]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65页。
[3]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44—45页。
[4]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