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不耻下问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的鲁国人。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创立了影响中国文明几千年儒家学派，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
传说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父母同去尼山祈祷后下山时，在山下东侧的一个山洞里将孔子生下。后人为了纪念孔，称此洞为“坤灵洞”，又称为“夫子洞”。
孔子出生后，其父母给他取名叫“丘”，这是因为孔子刚生下来时，头的形状有点像圩顶，所谓圩顶，通常是人们形容山的周围高而中间平的形状，这种头形很像这种山，因此取名为“丘”。又别名“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
尽管孔子降生于尼山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然而幼年的孔子是十分不幸的。孔子三岁时，他的父亲叔梁纥含着眼泪、满怀对三岁的儿子的一片爱心与期望，离开了人世。母子俩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由于叔梁纥去世后，家中妻、妾、子、女关系复杂，矛盾甚多，孔母觉得对儿子的成长与教育不利，于是决定离开夫家，迁往鲁都的娘家。当时的鲁都曲阜是鲁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孔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学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气氛中，接触到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孔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继承先圣商汤的伟绩，长大后成为有出息的人，教他学习通晓周王朝的《诗》、《书》、《礼》、《乐》。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仍然发愤学习周礼。《孔子世家》上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意思是说连小的时候做游戏，也常摆设各种祭器，学着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
在孔母的严格教育下，尽管生活清贫，但仍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认真学习贵族的礼仪，《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说孔子在十五岁时，就立志求学，又两次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古鲁国是个规模方正的古城，鲁宫位于城的中心，鲁君一家便居住在这些宫殿中，鲁国的太庙即在这些宫殿中。孔子少年时代曾有机会进入太庙，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太庙里问这问那，事后有人讥笑他说：“谁说鄹人之子(孔子)知礼?入了太庙，事事都要问!”孔子听到这种批评后，反而静心地说：“正因为我不停地问礼，才说明我知礼啊!”
孔子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这对孔子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虽是鄹邑地方的一个小小的武官，且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但孔子对其父是十分尊崇的，母死后，孔子非要按贵族的规矩将双亲合葬不可，尽管当时孔子不知其父葬地。根据《史记》和《礼记》一致的记载，孔子直到母亲去世那年仍然不知道父亲墓地所在。孔母生前为何不将叔梁纥的墓地告诉孔子，这是一个谜。但这中间多少透露出这一家族内部的矛盾，说明孔母在叔梁纥在世时受到男方亲族的排斥。看来，这与叔梁纥的武士(相当于大夫职位)地位的世袭有关，孔子的异母兄长孟皮在当时有可能继承其父叔梁纥的官职与采邑。但现在为了合葬母亲，非要查清父亲的墓地不可。出殡时，孔子没有将母亲的灵柩送往墓地，而是停放在热闹人多的五父之衢，一时人山人海，围观的人们议论着，消息传遍曲阜城内城外。过了几天，果然有位陬村的老妇，带着自己的儿子来找孔子。这位老妇将她儿子当年运叔梁纥灵柩上防山的路线告诉了孔子。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防山这个地方。
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国的附庸小国郯国，郯国的国君郯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郯子自称是少昊氏子孙，在鲁昭公举行的宴会上，鲁国的大夫叔孙昭子向郯子问起昊氏“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古代官名的由来。孔子听到郯子来到鲁国，便抓紧时机拜见郯子，向他仔细打听少昊氏时代的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向孔子介绍了古代东海岸有关鸟图腾的传说。孔子终于弄明白殷商文化与东海岸的神话传说的关系。郯子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向郯子求教后感叹地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官失其守”，文献典籍四散，西周王室的巫、史、祝、宗和礼兵之士流散民间的时代里，孔子不得不以其强烈的求知欲，四处求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
点评：
由于孔子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使他很早就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因此，在他后来被人尊为师表，誉为圣人时，他仍然待人和蔼，平易近人，一旦在学问上遇有疑问，仍是很诚恳地去请教别人，从不因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骄傲自大。
2.董仲舒闭门学“公羊”
董仲舒是西汉广州人。人称“汉代孔子”的经学大师。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鉴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样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推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秦以来几大学派的思想又相继在民间活跃起来。儒家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经典的影响逐渐扩大。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记载史事，文字简约，含义深奥，一般人不易读懂。因此，解释《春秋》之作，便应运而生。据传孔子死后，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解释《春秋》。此外，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两部著作起初只是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写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传》后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公羊学”。董仲舒从小便对“公羊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专攻《春秋公羊传》。
为了专心学习，他谢绝一切宾客往来，用帷幕将自己的书房围起来，独处其中，终日不知疲倦的诵读、研习《公羊传》，偶有所得便奋笔疾书。日久天长，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读书笔记。
董家有一个十分别致的花园。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董仲舒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竟三年没有跨进花园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公羊传》上，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来探望他，也被他拒之于门外。起初，人们对他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气愤与不解，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经过多年的闭门勤学苦思，董仲舒的学问大有长进。他不仅对《春秋公羊传》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成了远近闻名的“公羊学”专家。他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
汉文帝时，董仲舒被朝廷选为博士。博士是我国古代一种学官的名称，其职责是传授经典。汉文帝是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的某一部经典。董仲舒专门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下令广召天下贤良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挥笔写下了一篇奏章，献给汉武帝。在这篇奏章里，董仲舒主张统治者应实行“德治”，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身为上天的儿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因此，就应该尊从上天的意志，实行“德治”，以德抚民。他又以周秦以来的政治得失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为例，论证实行“德治”是治国之本。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连声称好。经过认真地遴选、评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选为天下第一。尽管统治者选拔贤良之士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天下第一”毕竟是对董仲舒渊博学识的认定。
汉武帝非常赏识董仲舒的才学，于是便召他进殿，亲自向他提了两个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两道奏章，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严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击了法家学派的主张，而力倡儒家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发挥其学问专长，从公羊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即在于主张“大一统”。汉代继秦而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但鼓励各家学说竞相传播的文化政策却并不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即儒家六经）的科目，不同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理论和主张，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了，汉王朝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汉武学采纳了他的建议。董仲舒应诏陈言，一举夺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虚作假，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才实学，是他多年专心致志、勤奋钻研的结果。
董仲舒再次把自己关进书房，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终日埋头读书，家里有大小事务，一概不予过问。朝廷中有什么大事需要向他请教，他也不再前往，而是由皇帝派人亲自到他家里来讨论。
董仲舒把自己再次封闭在书房里，集中精力著述立说，长达17年之久，直到离开人世。他自幼专注于《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积60年的深厚功力，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后人将其整理、辑录成《春秋繁露》一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一生勤奋治学的思想结晶，它虽为后人辑录而成，但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一生对原始儒家的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与发展。《春秋繁露》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系统阐发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古今通行的大道，因此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同时，五道、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副人数等神学思想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基础。董仲舒的神学理论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被历代统治所推崇，成为其后整个封建社会实行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
点评：
董仲舒这位研究“公羊学”的专家，专注学问、百折不悔的精神，为后代学子留下了学习的榜样。
3.司马迁忍辱著书
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地处黄河岸边的陕西韩城。大约在4岁左右，司马迁即随父在村上的“司马书院”开始识字读书。他天资颖悟，加上肯下功夫，进步很快。相传有一年他随外祖父杨鼎出席一次乡间文人学士们的聚会。在场的一位名叫杜明的儒生，早就听说司马迁年纪虽小，肚子里墨水却不少，耳听为虚，眼见是实，就有心想当场考考他。杜明说：“小兄弟，听你外祖父介绍，你能将《国风》145首都背诵出来，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下。”司马迁听后语出惊人，他反问：“是顺背?还是要倒背?”在场的众人听后无不为之惊愕。只见司马迁不慌不忙地站在太师椅上，滚瓜烂熟地倒背起来，其声调抑扬顿挫，刚柔婉转。大家无不为之惊叹、折服，都说他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
在其父司马谈的严格督促和精心培育下，司马迁10岁时已经能熟练地诵读《左传》、《国语》等书。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已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比的。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后，司马迁便跟随父亲一起离开家乡，来到京师长安。长安是当时的都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才荟萃。司马迁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他拜当时的古文大家老儒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又从当时的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曾为中大夫，在职期间常给王公贵族们讲授《公羊春秋》，司马迁能得到他的指点，一定很有收获。他学习甚解，有一次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不同，便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加以比较研究，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经过这一番刻苦的学习，加上父亲与家庭的熏陶，20岁以前的司马迁已经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
然而，司马迁却不以书本知识为满足，更不想永远沉湎于“经史子集”之中。大约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也许是他胸中潜藏着的人生目标在剧烈涌动，或许是受到父亲的指点和鼓励，20岁的司马迁，决定暂时走出书斋，开始了他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壮举，到祖国各地去游历，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查考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然而，天汉二年(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司马迁，却因直言敢谏而大祸临头，蒙受了一场极大的不幸。《史记》“草创未就”，他却下狱受了腐刑。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
天汉二年，汉武帝诏令李陵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要达到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入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没有定罪。第二年(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了，连他无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场。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司马迁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巨额的赎罪金。自从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来，昔日的亲朋好友们生怕引火烧身，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而是远远地离他而去。世态炎凉，司马迁得不到亲友的支持，只能忍辱负重甘受宫刑。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作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蚁蝼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含垢，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腐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腐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出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的良心有所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时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再次以坚强的意志，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
经过司马迁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完成。这是一部融入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圣，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不朽著作一起光耀千秋。
点评：
司马迁以自己杰出的才智，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写出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然而他身上那种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敬仰的。
4.王充废寝忘食，站着读书
王充(27一约97)，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写出了一部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哲学巨著《论衡》，王充一生屡遭坎坷与不幸，他从不怨天尤人，毅然举直反对虚妄的大旗，对以神学目的论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以及以神鬼，因果极应为代表的一系列世俗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贯穿《论衡》全书，直到今天还放射着战斗的光芒。它不仅是《论衡》的灵魂，也是王充的治学宗旨，更是王充独有的人格。王充的家庭是由官宦而降为平民的。他的先祖曾因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仅一年便被削去官爵，后来便以农桑为业。至祖父王泛时，因勇武任侠，为仇家所迫，不得不舍弃家园，举家搬迁到会稽钱唐县(今浙江杭州市)，以商贩为业。王充的父亲王诵，又因常常打抱不平，与当地豪门结下怨恨，全家又被迫迁居上虞。王充虽出身寒门，内无祖上之业可以继承和炫耀，外无权势之亲可以高攀和依傍，并且此时常遭人冷眼和讥笑，但他的父亲却非常器重他。父亲一心指望王充能学有所成，以振兴家业，光宗耀祖。
王充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其他同龄的孩子都喜欢在一起玩捕蝉、爬树等游戏，而王充却喜欢一个人独处。他时常久久凝视天空，沉思不语。又时常拿一根小木棒在地上写写画画。父亲常为自己的儿子与众不同感到惊奇与欣慰。于是，在王充6岁时，便下决心教他读书。年幼的王充似乎从父亲热切期待的目光中弄懂了父亲的心意与渴望，他读起书来十分严肃认真，从不浪费时光，年幼的他不仅认真读书、识字，而且努力学习书中所讲的做人的道理。8岁那年，王充正式进入书馆求学。馆中百余个学生，或因过失受到责罚，或因字写得不好而遭鞭笞，唯独王充的书法工整隽秀，日有所进，而且品行端正，因而从未受过责打，甚得老师喜欢。当王充学成书法后，便跟老师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他读书从不需父母和老师敦促，老师要求背诵的经书，他定能按时背过。每天放学回家背经书给父母听时，看着父母满意的笑容，王充感到特别高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荏苒，王充所掌握的典籍亦与日俱增。学馆的老师认为王充已经学透了《论语》等经书，继续留在书馆已没有必要了，便劝他另求高师，以求学有专长。王充依依不舍地辞别老师，告别书馆，回到家中，继续深入钻研经书。他终日埋头于书堆之中，读的书越多，心中积累的疑难问题也就越多，他多么渴望能有深造的机会啊!
王充15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由于他自幼聪明好学，品行又好，因此被保举进东京太学求学。消息传来，王充激动得夜不能寐。他的心早已飞往千里之外的京师，飞往太学那个令无数年轻学子一心向神往的地方!王充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跋涉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京师洛阳，从此开始了他独立的游学生涯。
洛阳是东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东汉的最高学府——太学，许多著名学者都在此开业讲学。王充有幸进入这座知识的殿堂，并有幸从师于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他怎能不高兴呢?班彪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是人们公认的“行不逾方，言不失正”的儒学大师。王充从6岁接受启蒙教育时起，学的就是儒家经典，如今又能得到班彪的面教，真可谓如鱼得水。在班彪的悉心指教下，王充的学问大有长进。他如饥似渴地博览古代典籍、文献，这使他的知识面越来越广，知识结构日臻完善，学识日趋精深。
王充虽然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但他并无意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忠实的儒家信徒。勇敢的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知的坚强决心使他经常对当时官方化的儒学提出质疑。东汉以来，儒学逐渐演变成经学，并且与谶纬迷信思潮相结合，变成一种宣传灾异迷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王充对此深恶痛绝。他广泛阅览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典籍及自然科学书籍，以期找到批判这种神学目的论的锐利武器。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把王充引向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知识天地。因此，自入太学求学以来，他已不满足于只精修儒家经典，而是把求知的触角伸向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学说，从中寻求着真理性的思想和学说。他不仅精心钻研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而且对天文、地理，乃至医学、算学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博览百家群书的浓厚兴趣和热望，使王充不仅阅览太学藏书，而且时常光顾洛阳大街小巷的书铺、书摊。由于家境贫寒，他无钱购买自己想要的书籍，便每天到书铺站着看书。他经常一站就是一天，忘记了饥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由于王充记忆力惊人，能过目成诵，再加上他那惊人的毅力与才智，使他在书铺这座开放的“图书馆”里，得以博通众流百家之说。王弃在洛阳游学长达十六、七年这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虽然在经济方面很拮据，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学到的渊博的知识，思想也进一步成熟起来，这为他以后写作《论衡》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点评：
王充一生坎坷贫困，屡遭不幸，他为了学习，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几部闪耀着光辉思想的巨著，他书铺站读、刻苦求学、为追求真理而不畏艰难的精神永远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5.博览经史的朱熹
朱熹字元晦，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宋朝大学者。他对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赞誉朱熹的理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4岁那年，有一天，父亲指着天空对朱熹说：“这是天。”他便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呢?”令父亲大为惊异。朱熹从小就显露出好问、好思考的性格。自5、6岁时起，就一直思考“天是什么”、“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8岁时，父亲教他读《孝经》，朱熹在书上题道：“不这样去做，就不能算是人。”
在父亲的教诲与启发下，朱熹自幼便培养起了对儒家圣贤之学的强烈兴趣。十几岁开始读《孟子》，当他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心里十分激动，觉得做圣人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心中便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学成圣人!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翠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的，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他认为，不明白道理，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处。他说：早年他读《周礼》时，早就听人说，《周礼》的每一句话都好象是从圣人心中自然流出。但经过多年的研读、揣摩，他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这就好比前日只听人说盐是咸的，糖是甜的，今日亲自尝到了，才知盐是真的咸，糖是真的甜。朱熹还形象地把读书比作射箭，初次练习时，只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复练习，最终就要射中靶心，否则就不算学会了射箭。读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弄懂书中的义理，并且照着这些义理去做人、为人。他说：“我十七八岁时读《孟子》，至20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20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书。书中的许多长段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通的，若只逐句理会，便不能前后贯通。只有将大段的文字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读到书的真谛。”又说：“我从20岁日时起，看书便看那里面的道理。我曾经读《论语》，起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为的是寻找书中的精义。”
朱熹读书十分讲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忆说：“我旧日读书，当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读《论语》的‘学而’第一时，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至此方觉心安。”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会读书。朱熹早年广泛阅览群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博学”的时期，或许他日后的“专思”就不会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朱熹一生著作极多，在他的著作中，每一段文学，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的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己毕业的精力为儒家的四部经典作了精辟的注解。
点评：
朱熹创立的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他的学说被传播到海外，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那生命不息，为学不止的治学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的楷模。
6.王安石改诗稿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宰相之一。他在宋神宗手下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变法运动，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了大官僚和豪强地主的特权，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对促进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变法后来因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而半途而废，但王安石仍不失为我国中古时期最了不起的一位改革家。
王安石性格倔强、固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时人称为“拗相公”。与当时大多数官僚和文人贪图享乐、追求口腹和声色之乐的风气相反，王安石生活俭朴、不事修饰，因而与当时的很多人都格格不入。
王安石自幼酷爱读书，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签书判官。这时他虽已功成名就，但仍像过去一样好学不倦，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就是埋头看书，常常一读便是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伏案睡上一会。等到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便又匆匆赶到官府办公，因为时间匆忙，他常常连脸都来不及洗。因此，人们见到的王安石通常都是一副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样子。当时的扬州知府是韩琦，他见王安石行迹可疑，怀疑他夜间酗酒纵欲，不干好事。韩琦是个很爱惜人才的人，平时十分看重王安石的文才，有一天便把王安石召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正当英年，应该多把时间花在读书上，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声色犬马中啊!”一席话，把王安石说得莫名其妙，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稍一转念便明白了知府的意思，于是他连连点头，感谢知府的教诲。过了一段时间，韩琦知道了王安石深夜苦读的真相，深为自己主观武断、错怪了王安石而惭愧，因此而更加看重王安石，他想把王安石收为自己的门生，却遭到了这位“拗相公”的婉言谢绝。
王安石读书非常认真，对每一个字眼都不放过。这样长年累月下来，他的学问与日俱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学识非同一般。有一次，韩琦接到一封信，信中用了不少冷僻的古字，韩琦似懂非懂，读得十分吃力。这时王安石因任期已满已经离开了扬州，韩琦便不无遗憾地对手下人说：“可惜王安石不在这里了，他倒是识得不少难字的。”堂堂知府自认识字不及王安石多，这对王安石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赞誉，但是这话后来传到王安石耳中后，王安石却并不高兴。原来，王安石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一直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是，他在扬州任职期间，韩琦却只是重视他的文才，并不在具体的政务上委他以重任，王安石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韩琦上面的一番话，更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在知府大人眼里只是一个识得难字的书呆子。自视极高的王安石自然不但不会感谢韩琦，反而要生这位知府大人的气了。
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入”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点评：
王安石性格倔强、固执，不过目的决不罢休，在对待学问上，他依然很固执，但这种固执其实是他精益求精，治学严谨的一种表现。
7.曹雪芹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是清朝伟大的文学家，他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他的家庭“江宁织造”曹府是当时金陵的豪门贵族，曹雪芹是在饫甘餍肥，鲜衣美食中长大的。
在曹雪芹十三岁那年，曹表出了大事，被抄了家，曹家一败涂地，盛极而衰，曹雪芹从此结束了富贵公子的生活。
乾隆十四年，曹雪芹在宗学里谋了一个差使，宗学是朝廷为皇族子弟设的官学。官学的管理是十分正统、刻板的，而曹雪芹生性傲岸放浪，离经叛道，很快就为宗学管理者所不容，他们处处刁难他。
几年后，曹雪芹愤然离开了宗学，经过一番流**迁徙——“无衣食，寄食亲友家”和为阀阅富室作幕作馆的生活——最终按照旗人的规矩，拔旗归营，回到北京西山一带的正白旗祖居。雪芹的祖居在西山一带一个幽僻而荒凉的所在。其小小村屋背依荒山、门临野水、径满蓬蒿。他的朋友敦民敦敏和张宜泉的诗作清楚地描写出这些景况：“于今环堵蓬蒿屯”、“碧水青同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庐结西效别样幽”、“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其村居的地点大约在地藏沟左边靠河的地方。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原配夫人和唯一的爱子。按照当时旗人的待遇，拔旗归营薪俸很少：每季一担米，每月四两银子。雪芹靠这点儿钱粮，一家人常常只能喝稀饭度日。敦诚说他穷，饿得“日望西山餐暮霞”。可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可是越穷，他还越离不开酒：“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常常是“卖画钱来付酒家”。他的一些朋友也常给他一点接济。一向傲骨狂形的曹雪芹对达官显贵们常示以“白眼”，而对于经历相类、性格相投的才士则结为挚交好友。曹雪芹早在乾隆八、九年也就是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小说的创作了。最开始时叫《风月宝鉴》，是一部劝世戒**的书，所包含的情节内容、思想意义都比较单一。《红楼梦》里描写秦可卿、贾瑞、秦钟等人的短命夭亡就存有《风月宝鉴》的痕迹。然而随着曹雪芹的经历遭际的播迁和他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艺术认识的不断深化，他的创作动机、作品构思、创作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和升华。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他重加炉冶、再出视杼、不断修改，正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又名《石头记》。
《红楼梦》前八十回初稿的撰写速度很快。这位文坛巨匠一般先写出故事情节的发展，尔后补就难写的诗词曲赋。曹雪芹到西山之后，除反复修改前八十回外，也在着手撰写八十回以后的部分。曹子堪称一位创作狂，北京西山一带的民间，传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跟着了魔一样，他随身携带纸笔包袱，无论是家居闲谈还是出门访友，一旦听得合适的传闻、趣事、言语或看到美妙的景物，便随时拿出纸笔记下来，有时对一些一时难以写下的好景，他干脆画下来回家琢磨。到西山后，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想写就写，即只要一有灵感产生，就什么也不顾地写起来，时常拿石头当书桌，甚至和石头说起话来，整个身心都进入他作品的情节中，与人物一起喜笑哀乐。有一次，他正在茶馆里与人聊天，说着说着，忽然拔腿就往家里跑。好奇的人跟着去看，只见他已趴在炕上埋头写他的书了。有些不了解他的人都称他是“疯子”。
实际上，写作《红楼梦》这部“怨世骂时之书”，曹雪芹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在精神方面，首先，当时人们看重的是科举功名、八股时文，流连诗酒则会被视为不学无术，而他却把毕生精力放在撰写被人嗤之以鼻的“稗史”、“诩书”上，故更受到极端的蔑视和诋毁。仅这些，他还不在乎，令他头痛的是，作品的流布有可能引起种种迫害乃至杀身之祸而使创作夭折。由于小说在当时常被看成是对某人某事的影射，因此以《石头记》题名的前八十回初稿写出后，他便受到族人和类似家族的猜疑和恼怒，以为故意作践他们，同时更可能受到朝廷的注意和“文网”打击。所以曹雪芹的创作是在冒着巨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迫使他在作品开头就预为掩饰，极力放烟幕，做解释，正文中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也不得不闪烁其辞。
在物质方面，贫困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甚至连纸都买不起，只好用旧日历的背面来写。潘德舆《金壶墨浪》曾记载：“或曰传闻作是书《红楼梦》者少习华朊(hū，音呼)，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每晚挑灯作此书，苦无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了。”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十一]也说：“故老相传，撰《红楼梦》人为旗籍世家子，书中一切排场，非身历其境，不能道只字。作书时，家徒四壁，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所受到的这些精神与物质上的重压：因生计所迫和为了给书稿谋求一位乐于出资刊布的东道主，乾隆二十四年秋，他曾应聘到南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处作幕。其间画家陆厚信曾为他写照并题记：“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爱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雪芹此番南行的目的本可达到，谁知命运乖舛，乾隆皇帝在皇八子永璇处竟发现了手抄本《石头记》，于是龙颜震怒，一心要查清这部“邪书”的来龙去脉，幸永璇设法搪塞，才未酿成大案。而尹继善得知消息后则极为害怕，遂悄悄让雪芹托故离职。雪芹两手空空，只好又回到离别一年的西山村居。这次南行，既未得到小说的付梓之资，又耽误了小说的进度，而唯一的收获是加深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本质的认识，使他又可在新的境界和高度上修改《石头记》。
曹雪芹在这样的重压下写书，其艰难困苦和顽强意志可以想见。然而，他也有两位亲密忠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两人就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尤其是脂砚斋，不厌其烦地帮助誊抄、整理、加工、校正、补缺、批注。作品从一开始传抄流布起，就题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批语，对曹雪芹的创作心理、作品构思、艺术技巧等都有涉及。同时，他们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为曹雪芹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创作素材。例如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就凝结着作者与脂砚斋两人的生活经历。而且精诚的合作，使他们间原先的亲密关系更为深化。他们在精神上和撰写上鼓励、支持了曹雪芹的创作，同样功不可没。
曹雪芹在西山住了几年，原配妻子就在贫病之中死了，他只得续了一位妻子。前妻所遗之子，是他唯一的骨血，也是唯一的希望。在困顿穷愁之中，他看到爱子绕膝，一天天长大，心中充满了快慰、乐趣，真是舐犊情深。然而，他的一生和他那个大家族一样不断“走背字儿”，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乾隆二十八年，京城痘灾流行，这场瘟疫于秋天竟无情地夺去了曹雪芹视为自己生命的爱子!儿子的夭折，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悲痛万分。传说他天天到地藏沟儿子的小坟上去徘徊，痛哭，好不惨睹；这时酒也喝得更厉害了。不久便感伤成疾，一病不起。当然他也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石头记》。他系念着这一未了的夙愿，未竟的事业。他又时时想到失去的爱子，想到自己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厄运，心中充满悲伤，每天泪眼不干。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这一天，外面一片香烟爆竹，风雪交加，一代文星曹雪芹怀着悲伤、怨恨、缺憾搁笔长逝了——“书未成，芹为泔尽而逝。”只留下琴剑在壁、笔砚零落和未竟的书稿。几个朋友赙赠相资，帮助他的后妻料理丧事。薄薄的棺木，草草地下葬，寒烟蓑草伴着那一角荒坟，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息。
点评：
一代文豪曹雪芹用他那如椽巨笔描绘出了一幅气象万千、色彩斑澜的巨幅画卷——《红楼楼》。两百多年来，《红楼梦》以其高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是他的作者曹雪芹由于生活贫困，最后竟在风雪中冻饿而死。在写作过程中，曹雪芹从来没有放弃过《红楼梦》的写作，他的人品将和他的伟大作品一样光耀千古。
8.贾岛着魔推敲
贾岛，唐朝著名诗人，范阳（今北京一带）人。由于家庭贫困，贾岛小时候读书就十分刻苦，尤其喜爱吟诗。
长大以后，贾岛去了长安，希望求职功名，但不幸的是，他在科场中屡遭失败，作为对得不到的东西的补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不仅从中得到了乐趣，并且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贾岛之所以选择诗歌创作并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同韩愈等人的鼓励有着很大关系。韩愈对贾岛诗歌的评价很高，他曾写诗称赞说：“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这种热情而积极的评价，对于信心不足的贾岛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贾岛自元和初年与韩愈相识以来，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他们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韩愈逝世的当年，两人还一起在南溪泛舟游玩。可见他们的友谊是自始至终的。这不光因为韩愈是文坛名流，是贾岛所要攀附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韩愈对贾岛来说，自有一番知遇之恩。贾岛初到长安时，投谒过许多名流。但真正受到赏识结为朋友的，只有韩愈、孟郊、张籍三人。其中的孟郊，长贾岛三十余年，可说是忘年之交了。这说明，贾岛与所谓韩孟诗派在艺术趣味上是颇为接近的，因此在感情上也就比较容易融洽。
贾岛爱诗简直到了着魔的程度。他在《戏赠友人》诗中称：“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作诗更成了他的一切。我们不难想见，贾岛吟诗时那种神经质的冲动。姚合曾经形象地描绘过这种冲动，说他“狂发吟如哭”。对于一个愁肠百结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解脱。
另外，贾岛还常常喜欢在诗中描写自己作诗时的苦状窘态。一再声称自己是个苦吟诗人。这固然是与时代风尚有关，但贾岛之善写苦吟，恐怕还是另有原因的。从主观上讲，这无异是在向人们宣布，我的这些诗歌绝不是粗制滥造的劣作，而是呕心沥血的精品。这就很自然地抬高了作品的身价。同时，这也是贾岛爱诗甚于爱己的结果。从客观上讲，强调苦吟对于纠正元白诗尚轻浅的流弊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它教育人们作诗是一种十分艰辛的劳动，绝不是可以凭借小聪明粗制滥造的。
闲居少邻并，草迳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他这首《题李凝幽居》其中“僧敲月下门”一句所引出的“推敲”故事，却是那样的脍炙人口。
说的是有一天，贾岛骑在毛驴上吟诗，至“僧敲”一句，在“敲”还是“推”字上犹豫不定，于是用手作推、敲之状，一时神飞物外，坐骑失控，冲入京光长官韩愈的仪仗队中。韩愈得知原委后，沉思良久，提议说：“敲字为佳。”于是二人并肩而行，成了好朋友。
点评：
贾岛常常喜欢在诗中描写自己作诗时的苦状窘态。一再声称自己是个苦吟诗人。这固然是与时代风尚有关，却也说明了这些诗歌绝不是粗制滥造的劣作，而是呕心沥血的精品。它教育人们作诗是一种十分艰辛的劳动，绝不是可以凭借小聪明就可以一挥而就的。
9.李公麟画猫吓鼠
李公麟，字伯时，宋仁宗皇枯初年(1049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叔父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一位十分富有的书画收藏家。这使李公麟从小就沐浴着艺术的阳光，接受美的哺育。他像一棵吸收了丰富养料的幼苗，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叔父十分钟爱聪慧的侄儿，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指望他将来在仕途上一举成名，出人头地，少年时，他就对学习有广泛的兴趣，不仅涉猎诸子百家，而且精通诗文，尤其对书法表现出极高的悟性。
他临摹古人书法，不从形似入手，而是悉心揣摩其笔意，早在挥笔之前，已将行笔走势悟得透彻，下笔如蛟龙入水，来去自如。他十分喜爱晋人的书法，尤其欣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因此，他写出的真书或行书，无不飘逸出二王的神韵。他最先以书法博得了人们的赞叹。
有一次，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南北朝时代的大画家张僧繇，在金陵(今南京市)安乐寺画了四条活灵活现的小白龙，它们摇头摆尾，上下翻腾，喷云吐雾，气势壮观，唯一遗憾的是画家没有给龙点上眼睛。据说，这些小龙一旦有了眼睛，就立刻会腾空飞去、遨游太空。有人不信，请求画家给龙点上眼睛，张僧繇无奈，只好给其中的两条点上了眼睛，霎时间，雷声巨响，那两条被点上眼睛的小白龙飞腾而上，一会儿便消逝得无影无综。另在苏州华严寺墙壁上也有一条张僧繇画的龙，每逢风雨交加的日子，那龙就张牙舞爪，摇撼墙壁，意欲腾空。寺里的和尚只好加锁将龙钉住，方得太平。
李公麟读罢，感到十分惊奇，但又不敢相信真有其事。便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来到邻里一位好弄丹青的秀才家里，向他寻问。秀才见他很可爱，便领他来到一座寺庙的大殿里。他指着殿内高大的墙壁对李公麟说：“孩子，你看那墙上画的是什么?”李公麟抬头观望，猛见墙上一只锐目利嘴，虎视眈眈的巨鹰正逼视自己，吓得他差点后退几步。窗顶上透过一片阳光，正好直射在画面上，那凶神恶煞、咄咄逼人的气势，更显得逼真、可怕。“那不是一只巨鹰吗?为何要画在这里?”李公麟惊异地说。秀才哈哈一笑，说：“吓着了吧?那的确是一只巨鹰，你知道是谁画的吗?相传这就是大画家张僧繇所绘。那时，殿内野鸟很多，这些飞禽到处乱飞，在菩萨或佛像身上撒鸟粪，搞得神圣的寺庙乌烟瘴气，有损佛祖的尊严。和尚们驱赶不得，一时大伤脑筋。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请来画家张僧繇画了这只巨鹰。画好后，鸟雀见了以为是一只真的猛禽，吓得纷纷逃避，再也不敢飞进来肆意妄为了。”秀才叙述的这一生动而有趣的传说，在他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次，李家老宅闹鼠灾，每逢夜晚来临时，穷凶极恶的老鼠，成群结队，四处活动。它们咬箱啃柜，撕食字画，肆意横行，搞得人不得安宁。要寻觅一只逮鼠的好猫又十分难得。李公麟想，张僧繇画鹰吓鸟，如此奏效，我何不也来个画猫吓鼠呢?于是，他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画了一只大猫，它张着血盆大口，两眼射出凶光，一副狰狞恐怖的样子。
画好之后，他将画置于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并在旁边点燃一只油灯，灯光正好直射画上。当夜晚到来时，这里仿佛笼罩着一股杀气。说也奇怪，自从摆上这幅凶恶的猫图之后，老鼠顿时收敛了许多，没多久，便举窝迁徙，不敢在此为非作歹了。乡邻们视此事为奇迹，而愈加看重李公麟。这一次小小的成功，给了李公麟很大的鼓舞，他觉得画画比干其他事业或许更适合自己。
以后，尽管他一生多有坎坷，但丹青之志始终未泯。他学画并不靠名师指点。他叔父珍藏的许多字画，成了他朝夕观赏的最好老师。他在浏览古人的作品中，吸取了许多作画经验与技巧。不久，他开始着手用一种绢素纸临摹。他临摹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学画，其次也是为了收藏。因此，他每临一幅画都十分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直到认为与原作一模一样，达到乱真的地步方止。时间不长，他已将叔父的所有藏画临摹了数遍。不仅如此，他只要发现别人藏有名画，必欲设法借来观赏琢磨，画下副本方为满足。这种嗜画如命的习惯，一直伴随他终身。临摹名画，对无师自通的李公麟来说，是唯一重要的自学方法。他在深入研究前人的优秀作品中，逐渐掌握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描手法，经过刻苦磨炼，他的线条表现技巧日臻成熟，最后自出机杼，达到了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
点评：
在北宋人物画坛上，李公麟是位崛起的画家。他笔下的画，无需色彩晕染或水墨滋润，只用单线勾勒，就能惟妙惟肖地再现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他在中国画传统的线描画法基础上，独创白描手法，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画种。他极善于感受与把握线条的美，并赋予它艺术的表现力，从而使北宋画坛为之一振，其影响之深远，实不愧为承前启后的一代艺坛宗师。
10.李密牛角挂书
李密生于隋代，他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
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正好宰相杨素坐着马车在后面赶上来，看到前面有个少年在牛背上读书，暗暗奇怪。
杨素在车上招呼说：“哪个书生，这么用功啊？”
李密回过头来一看，认得是宰相，慌忙跳下牛背，向杨素作了一个揖，报了自己的名字。
杨素问他说：“你在看什么？”
李密回答说：“我在读项羽的传记。”
杨素跟李密亲切地谈了一阵，觉得这个少年人很有抱负。回家以后，杨素跟他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孩子的学识、才能，比你们几个兄弟强得多。将来你们有什么紧要的事，可以找他商量。”打那以后，杨玄感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
后来杨玄感要找谋士，想起他父亲的叮嘱，就派人到长安，把李密接到黎阳来。李密到了黎阳，杨玄感向他请教：要推翻隋炀帝，这个仗该怎么打法。
李密说：“要打败官军，有三种办法。第一，皇上现在在辽东，我们带兵北上，截断昏君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我们不用打也能取胜，这是上策。第二是向西夺取长安，抄他们的老巢。官军如果想退军，我们就拿关中地区做根据地，凭险坚守，这是中策。第三是就近攻东都洛阳。不过这可是一条下策。因为朝廷在东都还留着一部分守兵，不一定能很快攻得下来。”
杨玄感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计策，觉得前两条都太费时间，说：“我看你说的下策，倒是个好计策。现在朝廷官员家属，都在东都。我们攻下东都，把家属都俘虏起来，官军军心动摇，保管能取胜。”
杨玄感立刻从黎阳出兵攻打东都，一路上，有许多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队伍扩大到十万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隋炀帝正在带领大军猛攻辽阳，得到告急文书，连夜退兵，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抵挡不住，想往西退到长安去。宇文述带兵跟踪追击，最后，把杨玄感的人马围住，杨玄感没路可走，终于被杀。
李密从混乱中逃了出来，想偷偷地逃回长安。但是隋军搜捕得很紧，李密还是被抓住了。
隋将派兵把李密押送到隋炀帝的行营去。半路上，李密跟十几个犯人一商量，把他们随身带的钱财都送给押送的隋兵，供他们吃喝。隋兵受了他们的贿赂，喝酒作乐，防备松懈下来。李密他们就趁隋兵酒醉糊涂的时候，瞅个机会跳墙逃跑了。
李密脱离危险以后，想另找机会，反抗隋朝。他想找个起义军的首领作靠山，但是有的起义军首领看他是个文弱书生，不大重视他。李密没办法，只好改姓换名，东躲西藏，几次险点儿被官府抓去。最后，他听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兵力很强。
带头的叫做翟（音ｚｈáｉ）让，为人厚道，又喜欢结交英雄，就决定上东郡去投奔瓦岗军。到了瓦岗军之后，李密对翟让说：“现在东都空虚，士兵平时又不操练，越王杨侗年幼，留守的各官员政令不一致，士人百姓离心。段远、元文都两人愚蠢没有谋略，按我的料想，他们不是将军的对手，将军如果能用我的计策，只要挥一挥军旗，天下就可以平定”。翟让听从了李密的建议，果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瓦岗军威名大震，前来归降他们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的部众达到几十万人。
点评：
李密少年时即知勤奋读书，出门看朋友，还不忘在骑的牛角上挂上一本书，以便随时翻阅，这种刻苦用功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11. 欧阳修画地学字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清贫的书香世家，他的家族原本是“庐陵大族”，然而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落。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母亲郑氏那年仅二十九岁。她本是江南大族之女，知书达理。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晔。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获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过目成诵，很快就名播乡里。当时随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丰。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宋仁宗天圣八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入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忤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尔后，欧阳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受命修《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先修成《新唐书》的部分文稿，但都属列传。宋仁宗恐《新唐书》体例不一，因欧阳修的文章名扬天下，乃令欧阳修诠定其体例。欧阳修认为宋祁是自己的前辈，且各人意见不同，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呢?于是对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书修成后，按旧制，《新唐书》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欧阳修莫属。但欧阳修认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于是《新唐书》纪、志、表三者书欧阳修名，而列传书宋祁名。当时宰相宋庠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赞不绝口地说：“自古文人，好相凌相掩，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有谦虚的美德，前古未有。”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院副使。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人数，详细准确地测定驻军的远近，重新编制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调派军队前往驻守。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调任参知政事，他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件大事协商出一个意见。欧阳修还成功地解决了英宗母子间的矛盾。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一日，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侍奉仁宗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以前皇上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天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此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
英宗曾诏欧阳修荐举可为相者三人。于是欧阳修立即荐举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三人。可以说，这三人与欧阳修都有嫌隙。早在庆历新政时，吕公著之父吕夷简打击排斥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坚决反对欧阳修称皇考之说，而极力主张称皇伯。王安石在对经义的诠释方面，亦不苟同于欧阳修而坚持已见。但欧阳修不计吕公著的前嫌后隙，对司马光尽忘其政见不同，对王安石则允许学术观点歧异。欧阳修以才德知人，不念私仇己怨，为后人所称颂。
欧阳修执法严明，大义灭亲。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妻薛氏之弟薛宗孺因罪被劾，企图通过姻亲，以欧阳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但欧阳修不但不为其开脱罪责，而严加治罪。薛宗孺终被免官。因此薛宗孺怀恨在心，伺机对欧阳修加以陷害。不久，薛宗孺诬陷欧阳修与长媳吴女有不正常的关系。那些对欧阳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动，传播谣言，扩大事态。虽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欧阳修决心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欧阳修奉诏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二年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这些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他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想象中归退后的颖州。熙宁二年，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著名的变法。由于欧阳修远离朝廷，又整日为剪不断的归颖之思所苦恼，他根本没有在意这场急骤的变革。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曾连续献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和《第二札予》，就自己在青州所见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请求处理。这反映’了他对新法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到颖州安度晚年。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辨古史，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
他的一生，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点评：
欧阳修少年贫寒，无钱读书，便以芦荻为笔，画地学字，这种艰苦学习的经历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以致于他后来做官之后依然手不释卷，刻苦攻读，终成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