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如何回答“电车难题”?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在对功利主义的诸多批判中,最著名的一种论调大概就是“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了。在此简短做一下回应。
“电车难题”,又名“失控的电车”,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 1920—2010)于1967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5]其原型与一件真实罪案有关。后来有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提出各类电车难题的不同版本。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经由公开课推广的两个版本。
版本一:假设你是一名有轨电车司机,以时速60英里驾驶电车行驶而来,突然发现前方有5名工人手持工具站在铁轨上,而刹车又碰巧失灵。此时如果放任电车直驶而去,5名工人肯定被撞死。但此时有另一选项,旁边有一岔道,还来得及拐过去,但岔道上也有1名工人。如果拐弯,会撞死1名工人、挽救5名工人的生命。问:如何选择?
版本二:假设你不是司机,而是旁观者,站在桥上俯视轨道。你看到电车即将撞向5名工人,但是你身边有个胖子,把他推下去刚好能挡住电车。(你自己长得太瘦小,无法挡住电车。)问:如何选择?
对于第一个版本的电车难题,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牺牲1人而挽救5人;而第二个版本则不然,许多人会选择牺牲5人。选择牺牲1人挽救5人,看起来像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的作为——5人的效用大于1人的效用。但是在第二个版本中,为何我们会认为胖子不该被牺牲呢?当我们认为胖子不该被牺牲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功利主义的选择其实是错误的呢?
以上就是“电车难题”及其道德困境。
如果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来看待这种困境,那么我的回答是:第一,如果是功利主义者,面对第二个版本的电车难题,他的选择也只能是牺牲5人,而不是胖子;第二,无论是版本一还是版本二,无论是牺牲1人还是牺牲5人,功利主义者只能做出对社会危害最小的选择,但不意味着这是“道德的”选择——电车难题根本是道德无解的难题。
以下是具体解释。功利主义伦理学要求考量“所有相关人员”的效用,且功利主义的善是一种与责任相关的善。在第一个版本中,电车司机具有这样一种责任,即必须在“所有相关人员”中做出选择,那么他只能选较少的牺牲。而在第二个版本中,旁观者不具备这样的责任,更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不属于“所有相关人员”的他人去牺牲,如果他自己跳下去挡住电车,这是见义勇为,但是将毫不相干的路人推下去,这是蓄意谋杀。
有一种尝试规避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主张让电车司机用“掷色子”的方式来决定5人和1人的生死,或者让司机放开方向盘,让电车自行行驶。这实际上是最恶劣的行径。当你作为电车司机应该担负起责任采取行动时,却借由什么“人命是不能比较的”这类道德说辞来逃避责任,这是道德上最糟糕的做法。
道德意味着责任,有时候,勇于承担责任,比任何道德说辞都更重要。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人命确实是不可比较的。大人物的生命不应该比普通人重要,5条人命也不应该比1条人命重要。不管是5人还是1人,在你的选择下死了人,就永远是一种罪责。所以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无论你怎么选择,都只是尽力选择最小的牺牲,但是为了拯救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永远都是一种罪,即便法律不惩处,也是在道德上可谴责的罪。所以电车难题在道德上是无解的。
那么有些读者可能会想:如果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话,电车难题有什么意义呢?
很简单。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动物世界,为了拯救多数生命而牺牲少数生命,这样的事情反复不断地上演。可是我们不会对动物世界中这样的行为贴上道德标签,只会对人类社会中这样的行为做道德反思,这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问题吗?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6]
只有人的心中存有道德定律。